白话文学史_胡适【完结】(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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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宫中圣人奏《云门》,天下朋友皆胶漆。百余年间天灾变,叔孙礼乐萧何律。岂闻一绢直万钱,有田种谷今流血!洛阳宫毁烧焚尽,宗庙新除狐兔穴。伤心不忍问耆旧,复恐初从离乱说……(杜甫《忆昔》)

  时代换了,文学也变了。八世纪下半的文学与八世纪上半截然不同了。最不同之点就是那严肃的态度与深沉的见解。文学不仅是应试与应制的玩意儿了,也不仅是仿作乐府歌词供教坊乐工歌妓的歌唱或贵人公主的娱乐了,也不仅是勉强作壮语或勉强说大话,想像从军的辛苦或神仙的境界了。八世纪下半以后,伟大作家的文学要能表现人生——不是那想像的人生,是那实在的人生:民间的实在痛苦,社会的实在问题,国家的实在状况,人生的实在希望与恐惧。

  向来论唐诗的人都不曾明白这个重要的区别。他们只会拢统地夸说“盛唐”,却不知道开元天宝的诗人与天宝以后的诗人,有根本上的大不同。开元天宝是盛世,是太平世;故这个时代的文学只是歌舞升平的文学,内容是浪漫的,意境是做作的。八世纪中叶以后的社会是个乱离的社会;故这个时代的文学是呼号愁苦的文学,是痛定思痛的文学,内容是写实的,意境是真实的。

  这个时代已不是乐府歌词的时代了。乐府歌词只是一种训练,一种引诱,一种解放。天宝以后的诗人从这种训练里出来,不再做这种仅仅仿作的文学了。他们要创作文学了,要创作“新乐府”了,要作新诗表现一个新时代的实在的生活了。

  这个时代的创始人与最伟大的代表是杜甫。元结、顾况也都想作新乐府表现时代的苦痛,故都可说是杜甫的同道者。这个风气大开之后,元稹、白居易、张籍、韩愈、柳宗元、刘禹锡相继起来,发挥光大这个趋势,八世纪下半与九世纪上半(七五五—八五〇)的文学遂成为中国文学史上一个最光华灿烂的时期。

  故七世纪的文学(初唐)还是儿童时期,王梵志、王绩等人直是以诗为游戏而已。朝廷之上,邸第之中,那些应酬应制的诗,更是下流的玩意儿,更不足道了。开元天宝的文学只是少年时期,体裁大解放了,而内容颇浅薄,不过是酒徒与自命为隐逸之士的诗而已。以政治上的长期太平而论,人称为“盛唐”;以文学论,最盛之世其实不在这个时期。天宝末年大乱以后,方才是成人的时期。从杜甫中年以后,到白居易之死(八四六),其间的诗与散文都走上了写实的大路,由浪漫而回到平实,由天上而回到人间,由华丽而回到平淡,都是成人的表现。

  杜甫字子美,襄阳人。他的祖父杜审言,是武后、中宗时的一个有名文学家,与李峤、苏味道、崔融为文章四友。杜甫早年家很贫,奔波吴越齐鲁之间。他有《奉赠韦左丞丈诗》,叙他早年的生活云:

  甫昔少年日,早充观国宾。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赋料扬雄敌,诗看子建亲。李邕求识面,王翰愿卜邻。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致君尧舜上,要使风俗淳。此意竟萧条,行歌非隐沦。骑驴三十载,旅食京华春。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主上忽见征,欻然欲求伸。青冥却垂翅,蹭蹬无纵鳞(天宝六年,诏征天下士有一艺者,皆得诣京师就选。李林甫主张考试,遂无一及第)……

  天宝九年(七五〇),他献《三大礼赋》。表文中说:

  臣生陛下淳朴之俗,行四十载矣。

  其赋中明说三大礼皆将在明年举行,故蔡兴宗作杜甫年谱系此事于天宝九年,因据唐史,三大礼(朝献太清宫、享太庙、祀天地于南郊)皆在十年。蔡谱说他这年三十九岁。以此推知他生于先天元年壬子(七一二)。

  他献赋之后,玄宗命宰相考试他的文章,试后授他河西尉,他不愿就。改为右卫率府胄曹。他有诗云:

  忆献三赋蓬莱宫,自怪一日声辉赫。集贤学士如堵墙,观我落笔中书堂……(《莫相疑行》)

  又云:

  不作河西尉,凄凉为折腰。老夫怕奔走,率府呈逍遥。(《官定后戏赠》)

  他这时候做的是闲曹小官,同往来的是一班穷诗人如郑虔之类。但他很关心时政,感觉时局不能乐观,屡有讽刺的诗,如《丽人行》《兵车行》等篇。他是个贫苦的诗人,有功名之志,而没有进身的机会。他从那“骑驴三十载”的生活里观察了不少的民生痛苦,从他个人的贫苦的经验里体认出人生的实在状况,故当大乱爆发之先已能见到社会国家的危机了。他在这个时代虽然也纵饮狂歌,但我们在他的醉歌里往往听得悲哀的叹声:

  但觉高歌有鬼神,焉知饿死填沟壑!

  这已不是歌颂升平的调子了。到天宝末年(七五五),他到奉先县去看他的妻子,……入门闻号咷,幼子饥已卒……

  他在这种惨痛里回想社会国家的危机,忍不住了,遂尽情倾吐出来,成为《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老老实实地揭穿所谓开元天宝盛世的黑幕。墨迹未干,而大乱已不可收拾了。

  大乱终于来了。那年十二月,洛阳失陷。明年(七五六)六月,潼关不守,皇帝只好西奔;长安也攻破了。七月,皇太子即位于灵武,是为肃宗。杜甫从奉先带了家眷避往鄜州;他自己奔赴新皇帝的行在,途中陷于贼中,到次年夏间始得脱身到凤翔行在。肃宗授他为左拾遗。九月,西京克复;十月,他跟了肃宗回京。他在左拾遗任内,曾营救宰相房琯,几乎得大罪。房琯贬为刺史,杜甫出为华州司功参军,时在乾元元年(七五八)。他这一年到过洛阳,次年(七五九)九节度的联兵溃于相州,郭子仪退守东都,杜甫那时还在河南,作有许多纪兵祸的新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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