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主张又见于元和三年（八〇八）白居易作府试官时所拟《进士策问》的第三问，意思与文字都与《策林》相同（《长庆集》卷三十，页二一—二三），可见他们深信这个采诗的制度。白居易在元和四年（八〇九）作《新乐府》五十篇，其第五十篇为《采诗官》，仍是发挥这个主张的，我且引此篇的全文如下：
采诗官 监前王乱亡之由也
采诗官，采诗听歌导人言。言者无罪闻者诫，下流上通上下泰。周灭秦兴至隋氏，十代采诗官不置。郊庙登歌赞君美，乐府艳词悦君意。若求兴谕规刺言，万句千章无一字。不是章句无规刺，渐及朝廷绝讽议。诤臣杜口为冗员，谏鼓高悬作虚器。一人负扆常端默，百辟入门两自媚。夕郎所贺皆德音，春官每奏唯祥瑞。君之堂兮千里远，君之门兮九重……君耳唯闻堂上言，君眼不见门前事。贪吏害民无所忌，奸臣蔽君无所畏？君不见厉王胡亥之末年，群臣有利君无利。君兮君兮愿听此：欲开壅蔽达人情，先向歌诗求讽刺。
这种政治理想并不是迂腐不能实行的。他们不期望君主个个都是圣人，那是拍拉图的妄想。他们也不期望一班文人的一字褒贬都能使“乱臣贼子惧”，那是孔丘、孟轲的迷梦。他们只希望两种“民意机关”：一是许多肯说老实话的讽刺诗人，一是采访诗歌的专官。那时候没有报馆，诗人便是报馆记者与访员，实写人生苦痛与时政利弊的诗便是报纸，便是舆论。那时没有议会，谏官御史便是议会，采诗官也是议会的一部分。民间有了什么可歌可泣的事，或朝廷官府有了苛税虐政，一班平民诗人便都赶去采访诗料：林步青便编他的滩簧，刘宝全便编他的大鼓书，徐志摩便唱他的硖石调，小热昏便唱他的小热昏。几天之内，街头巷口都是这种时事新诗歌了。于是采诗御史便东采一只小调，西抄一只小热昏，编集起来，进给政府。不多时，苛税也豁免了，虐政也革除了。于是感恩戴德的小百姓，饮水思源，发起募捐大会，铜板夹银毫并到，鹰洋与元宝齐来，一会儿，徐志摩的生祠遍于村镇，而小热昏的铜像也矗立街头。猗欤休哉！文学家的共和国万岁！
文学既是要“救济人病，裨补时阙”，故文学当侧重写实，“删淫辞，削丽藻”“黜华于枝叶，反实于根源”。白居易说：
凡今秉笔之徒，率尔而言者有矣，斐然成章者有矣。故歌咏诗赋碑碣赞咏之制，往往有虚美者矣，有愧辞者矣。若行于时，则诬善恶而惑当代；若传于后，则混真伪而疑将来……
且古之为文者，上以纽王教，系国风，下以存炯戒，通讽谕。故惩劝善恶之柄执于文士褒贬之际焉，补察得失之端操于诗人美刺之间焉。今褒贬之文无覈实，则惩劝之道缺矣。美刺之诗不稽政，则补察之义废矣。虽雕章镂句，将焉用之？
臣又闻，稂莠秕稗，生于谷，反害谷者也。淫辞丽藻，生于文，反伤文者也。故农者耘稂莠，簸秕稗，所以养谷也。王者删淫辞，削丽藻，所以养文也。
伏惟陛下诏主文之司，谕“养文”之旨，俾辞赋合炯戒讽谕者，虽质虽野，采而奖之；碑诔有虚美愧辞者，虽华虽丽，禁而绝之。若然，则为文者必当尚质抑淫，著诚去伪，小疵小弊荡然无遗矣。（《策林》六十八）
“尚质抑淫，著诚去伪”，这是元白的写实主义。
根据于他们的文学主张，元白二人各有一种诗的分类法。白居易分他的诗为四类：
（1）讽谕诗：“自拾遗来，凡所适所感，关于美刺兴比者；又自武德讫元和，因事立题，题为新乐府者。”
（2）闲适诗：“或退公独处，或移病闲居，知足保和，吟玩情性者。”
（3）感伤诗：“事物牵于外，情理动于内，随感遇而形于叹咏者。”
（）杂律诗：“五言七言，长句绝句、自一百韵至两韵者。”
他自己只承认第一和第二两类是值得保存流传的，其余的都不重要。都可删弃。他说：
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谓之讽谕诗，兼济之义也。谓之闲适诗，独善之义也……其余杂律诗，或诱于一时一物，发于一笑一吟，率然成章，非平生所尚者……略之可也。（《与元九书》）
元稹分他的诗为八类：
（1）古讽：“旨意可观，而词近往古者。”
（2）乐讽：“意亦可观，而流在乐府者。”
（3）古体：“词虽近古，而止于吟写性情者。”
（）新题乐府：“词实乐流，而止于模象物色者。”
（5）律诗
（6）律讽：“稍存寄兴，与讽为流者。”
（7）悼亡
（8）艳诗（见《叙诗寄乐天书》）
元氏的分类，体例不一致，其实他也只有两大类：
（一）讽诗
（1）古讽
（2）乐讽
（3）律讽
（二）非讽诗——古体，律体等。
元稹在元和丁酉（八一七）作《乐府古题序》，讨论诗的分类，颇有精义，也可算是一篇有历史价值的文字。他说：
乐府古题序 丁酉
诗讫于周，《离骚》讫于楚。是后诗之流为二十四名：赋，颂，铭，赞，文，诔，箴，诗，行，咏，吟，题，怨，叹，章，篇，操，引，谣，讴，歌，曲，词，调，皆诗人六义之余，而作者之言（《长庆集》作“旨”，《全唐诗》同。今依张元济先生用旧抄本校改本）。
52书库推荐浏览： 胡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