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的杀。
当然，你也可以说，其实所有的杀，都是生物进化或人类历史的一部分。
现在我的“杀之美”就要上演了。
首先，我解开橡皮筋，拿下纱布，把曼陀罗枝子，从派蒂的罐子里拿出来。让新螳螂和
派蒂遭遇的时候，无论相亲或相杀，都能有个较大的空间。
在这么做之前，我也经过一番考量。想到古罗马的斗兽场中，加了许多山丘、树丛，使
那打斗格外逼真，仿佛在野外遭遇一般。
于是我想，如果螳螂在外面碰到，也有许多树枝树叶的阻挡，必须追来追去、躲来躲
去、抓来抓去。甚至滚到树下，弄得一身泥沙，才分出胜负，我何不也布置这么一个“自然
的场景”，让它们表演呢？
只是，这罐子实在太小了。为了便于观察，也为了使它们“窄路相逢”，我不能不移走
各种阻碍。
我甚至想，是不是应该让派蒂出来，进入巧克力的盒子。那里更小，更容易滋生爱苗，
也更容易产生冲突。这世上，无论人或是其他动物，数目增加太多，地方变得太挤，就会发
疯、就会乱性、就会打架。连我在捉虫的时候，都有这样的感觉。
记得有一次，我先在塑胶袋里捉到一只大黄蜂，才转头，又发现一只又圆又大的“红蜘
蛛”，于是再把蜂蛛抓进了袋子里。
大概是生物的默契，它们两个一进入塑胶，就各据一方，准也不理谁。但是当我把袋子
愈缩愈小，让它们挤在一起的时候，战斗就开始了。
还有一回，我同时抓了两只大黑蜂，把它们挤在一块，两个就抱着缠斗，我试着找开袋
子，把袋子扔在地上，看它们是不是就不打了。
它们还是打。甚至我等得不耐烦，跑去看报，看完回来，它们还在里面打。
于是，我又封起袋口，拿进屋子，把它们全放进派蒂的罐子。这使我想起儿子有一次跟
朋友到海边捉螃蟹，回来讲：一堆螃蟹，只要拿起一只，就能连带捉起许多只，因为它们会
一只钳着一个，似乎说“我脱不了身，你们也别想逃，要死一起死。”
据说“多苦难”的民族都有这种螃蟹的美德。
下午三点钟，女儿放学了，也是两只螳螂准备遭遇的时刻。
我每天特别等女儿放学，让小丫头看派蒂吃虫是有道理的。她看到的固然是“血淋淋”
的画面，但这正是大世界的缩影。我也不认为“看杀”会造成她残酷的感觉，反而发现她会
因此表现“爱”。
爱是很特殊的，它有时候甚至褊狭得让人害怕。有一次看派蒂咬一只蝗虫，蝗虫的内脏
被咬出来了。小丫头不但不觉得恶心，还高兴地说：“好吃！好吃！”似乎为她的宠物能够
吃到这么一个又大又活的蝗虫而高兴。
还有一天，看那派蒂吃完马蜂在舔嘴，小丫头居然赞美地说：“她好漂亮，她的嘴是红
的，是不是搽了口红？”
她显然觉得这只三角头的派蒂是个美女。
爱就是这样，可以使正义、公理，都闪到一边。别人的悲剧在我们的眼里，可以是喜
剧。别人的父母不是父母，别人的子女也不是父母生的。别人既然跟我敌对，就该杀。杀敌
是圣战；“射人先射马”是聪明的战法；诱敌先捉他的“家小”，也没什么不义。
养老虎的喂虎吃鸡；养鸡的喂鸡吃虫；养虫的喂大虫吃小虫。每个人都从他的本位出
发，不必往上想，也不必往下想。
如果有一只鸡，把我的派蒂吃了，那还得了？但是如果派蒂吃了别人宠爱的蟋蟀，又该
怎么说？
把新螳螂放进罐子之前，我问女儿：“如果新螳螂把派蒂咬死了，怎么办？”
“把新螳螂杀掉，为派蒂报仇。”小丫头咬着牙说。
我又问：“那如果派蒂咬死了新螳螂，怎么办？”
“那就太棒了！”小丫头拍着手。
“为什么不想，如果新螳螂咬死派蒂，我们可以把新螳螂看成派蒂，也叫它派蒂，我们
还是有一只螳螂呢？”
“不！”小丫头大声喊：“派蒂是我的宠物！”
殊死斗
十月九日
现在是凌晨五点半，派蒂的玻璃罐正在我前面。昨天晚上的风暴已经结束，里面平静得
如同外面的树林。
过去这一天，让我学到不少。大约人们在面对战争和死亡的时候，都最不能思想，也最
能思想。所以战争常是新思想的催生者。一次大战时查拉（Tristan Tzara）的“达达主
义”（Dadaism）这样产生；二次大战毕卜索的“格尔尼卡（Guernica，1937）这样产生。
张爱玲也一样，文学评论家陈芳明说得好——“战争毁掉了一个中国，却诞生了一个张家
玲。”
所有的战争，开头都可能是和平。也可以说所有的和平之前，都是战争。当我到挪威旅
行的时候，导游指着一个宁静幽美的村庄，和四周如画如梦的风景说，当年曾经有几千个英
国佣兵到这里来，结果全被俘虏了，“英国人怎能对付得了维京人？”导游笑道：“村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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