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芝兰和莫岚都沉默了。她们两个都头一次听莫望山说这样严肃的话题，她们两个也是头一次真正了解到他内心的真实思想。她们原以为，他一直这么沉默，一直闷着头做事，一直全身心投入地搞书店，是要挣钱，要改变他们一家的命运，把日子过得好一些。没想到他心里还有这么深远的思考，还有那么深刻的思想，还有这么远大的理想。她们两个都被他的话震惊了，他在她们两人心中更高大了许多。尤其是莫岚，她把爸的每一句话都记到了心里。
莫望山的机构设置和任命在公司一宣布，一个个都喜笑颜开，秦晴却啪地把一串钥匙摔在桌子上，说不干r。以前收款短钱的事，莫望山开诚布公跟贾学毅谈了，莫望山说得很明确，她再要短款，这人实在是不能用了。贾学毅也非常恼火，他把秦晴安插到新天地，一来为了给她安排个事做，自己能挣到饭钱，她那个小书店根本经营不下去，他这么帮她，她还赚不到一分钱。更主要的还是想让她掌握公司的财务信息，不至于叫莫望山耍了他的大头。没想到她为了小利坏他的大事。贾学毅当天晚上把秦晴叫到白天鹅，见面就给了她一记耳光，劈头盖脸把她骂了个臭死。等她哭够了才把他的真实意图告诉她。让她去新天地不是要她去做这种捣乱的事，是要借公司做自己的生意，赚大钱。
莫望山走到秦晴跟前，很平静地对秦晴说："不干可以，现在给贾学毅打个电话就行。"
莫望山把电话：拿给秦晴。秦晴翻起死哈蟆似的眼睛，不敢打。莫望山突然一吼："不敢打就给我老老实实坐这儿收钱，要是错一分钱就扣你的工资!"
秦晴吓一哆嗦，老老实实坐了下来。公司的人都惊了，从没见莫望山这么凶，也没听到过他有这么大嗓门。
莫望山的新举措给新天地公司注入了一剂兴奋剂，一个个都像决赛前的运动员，高度兴奋，有一种百米冲刺的欲望。莫望山把储运部和邮购部放到了野草书屋那里，业务部、出版部、财务部放在公司这边。他决定选择《东方的宣言--邓小平登上联大讲台》和《历史的审判--审判四人帮纪实》为头一批生产的两种书。
莫望山的决定一宣布，苗沐阳和高文娟摞上了膀子。一个小时后，苗沐阳把征订方案和宣传方案放到了莫望山的写字台上。高文娟也不落后，苗沐阳前脚出，高文娟后脚进，把印制计划和设计打算也放到了莫望山的写字台上。莫望山在两位小美人的拥戴下工作，心情十分舒畅。
华芝兰看着苗沐阳和高文娟出出进进绕在莫望山的身边心情沉重起来。她眼睁睁看着莫望山在人生路上，一步一步艰难地走到今天。他们一起插队到衙前村，闻心源当兵去了部队，沙一天推荐上了大学，他却留在那里默默地当着农民。沙一天给她制造了悲剧。他把悲剧改写成了正剧。开始回城了，他先让妹妹回了城。她想给他生个孩子，他说这样不好，一碗水难端平，会伤害莫岚。他们离婚，让他回了城，他一天也没有忘记她们娘俩，千方百计把她们从乡下接到了江都。开书店做生意，受人挤、受人气，受人欺，一块钱一块钱赚。他开了书店，再承包下公司，改变了他自己的命运，也改变了她和莫岚的命运，也改变了高文娟、冯玉萍和苗沐阳他们这一批人的命运。可他自己有什么呢?她与他只是在同居，她不想再与他复婚，其中的原委，连她自己也不能说清。有一个心爱的宝贝女儿莫岚，可她不是他亲生。她为他屈，为他亏，她觉得她头一个对不起他，像他这样的人，完全可以拥有一个更美满的家庭。沙一天再次与她见面之后，华芝兰的心里乱极了。这些年来，感激、报答一直覆盖着她对他的爱，以致她说不清对他的感情，是爱多一点，还是感激多一点?她为他做的一切，是爱多一点，还是报答多一点?她越是往感谢和报答上想，她越觉得自己该离他远些，可她内心的真实情感却又难以与他拉开距离。华芝兰一直生活在这种矛盾之中，见了沙一天之后，这种矛盾的感觉更加强烈。她不敢认真去想，也不敢面对，她惟一能做的就是让自己沉默。
从国家到地方政府，突然冒出了一非常有中国特色的机构，这个机构叫"打击非法出版，扫除黄色出版物办公室"，简称"扫黄办"。
闻心源并没有被夏文杰吓倒，他先换了宿舍和办公室的电话，家里的事，自己辛苦一点，坚持接送泱泱，江秀薇有同伴陪同，也没再遇到麻烦。他不信夏文杰这亡命徒没一点人性，会无视法律。工作上，他更加大打击力度。打击与引导相结合，他刚刚在报纸上又发表了一篇文章《睁开你的眼睛，爱护你的孩子》，文章说：有人说窗户打开了，进来了新鲜空气，自然也免不了进来些苍蝇蚊子。如果说，这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来分析研究，可以理解，但若作为是社会文明滑落的一种注解，那就是在为罪恶开脱。假如一个小偷偷了人家的钱，问他为什么要偷人家的钱，小偷说因为他家开着门，因为他的口袋敞着口，可能都会笑这个小偷胡说八道。大家都知道小偷偷钱，并不在人家开不开门，敞不敞口袋，而在他的道德本性。即使人家不开门，他也会撬开门去偷，人家的钱包藏在包里，他也会用刀片把人家的包割开。黄色书刊的泛滥，社会风气的败坏，最内在的原因还是人的素质和精神滑落。人们在解决温饱之后，在经济发达，生活富裕之后，没有高尚的情操，没有向上的情趣追求，必然导致私欲的膨胀。"买卖书号"、"非法出版"、"黄色出版物"，这些词汇，在一九八五年以前的中国，书刊和媒体上几乎看不见使用，今日却充塞于报端。问题的严重不在于这些现象和罪恶的存在，而在于我们对这些现象和罪恶的认识。我们有相当多的人对这种扰乱社会、危害社会、毒害青少年的罪恶并不从内心痛恶，而且有相当多的国家出版发行机构的官员和工作人员，为了一己的利益，直接参与到这种罪恶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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