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医学认为出血热的宿主动物和传染源，主要是小型啮齿动物（包括家鼠、田鼠、仓鼠）。但临床上已查出30种以上动物可自然携带本病毒，除啮齿动物外，一些家畜也携带EHFV，包括马、家猫、家兔、狗、猪等，证明有多宿主性。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作为病毒载体的宿主动物本身染疫后，却很少发病，而只是通过接触将瘟疫传给人类。
我们可以设想，匈奴将马匹和牛羊尸体染致患病者的排泄或分泌物（即“诅”、“蛊”）后，将动物或动物尸体施放给汉军。汉军染病后，其排泄物又通过老鼠及家畜向内地反复传播。由此即引发了自公元1世纪至4世纪前后数百年间在中原地区反复发作的“伤寒”瘟疫。
6
疫疾的流行引起东汉末民间道教与王室贵族中佛教的盛行。实际上，在中国早期道教和佛教最初流行时，都是作为一种医道和长生道而被信仰的。
道教本起于战国后期东齐海滨方术士的民间信仰。（陈寅恪观点。）西汉时期与黄老哲学及导引吐纳养生方术相结合，仅流行于贵族中。汉武帝尊儒而贬黜黄老，黄老之术降入民间。在东汉后期，由于“伤寒”疾疫的流行，有方士于吉、张陵、左慈、张鲁等以符水方术为人治病，传布“太平清领书（《太平经》），使其逐步发展为道教。与黄巾的“太平道”一样，其在民间的流传与当时瘟疫大流行的背景有直接关系。
浮屠（佛教）于战国末已传入中土，但其立教并开始流行于上层精英中，或始于元狩二年三月。霍去病远北匈奴，可匈奴祭天所获休屠王祭天金人，有人认为是金佛象。带到长安后，武帝诏于甘泉宫中为立祠（敦煌莫高第323窟有此事绘画）。后汉明帝时期。东汉后期，精英贵族中（当时称为耆旧俊彦）已流行崇信佛教。当时人认为，“此道清虚，贵尚无为，好生恶杀，省欲去奢。”也是一种养生之道。明帝永平八年（公元65）致楚王英诏书：
“楚王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佛陀）之仁祠，洁斋三月，与神为誓。”
洁斋即洁静服素守斋，是一种养生保健之道。在东汉末桓灵时代的疾疫流行时期，汉桓帝亦于宫中设立黄老浮屠之祠。“自永平以来，臣民已多有习浮屠术者，至桓帝，方笃好之，常躬自祷祠，由是其法渐盛。”
我们应注意到，早期佛教的传入，不仅包涵着经、教、学、法的传入，也包涵着古印度医学和医术的传入（汤用彤曾论之）。桓帝时在洛阳传佛的西域高僧安世高，既是一代佛学大师，也是一位医术高超的名医，所以信徒众多。
7
三国割据时的建安正始时代，疾疫仍多次流行，不仅平民，当时的名士贵族，多夭折短寿。例如所谓建安七子、正始七贤（即竹林七贤），以及一时名士王弼、何晏诸辈，多数死于壮年（四十岁左右）。善养生的阮籍，也仅活了五十余岁。贵族精英如此，平民之命夭可知。当时人多数死于瘟疫。所以魏文帝曹丕《答吴质书》中曾悲叹说：
“昔年疾疫，亲故多离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痛可言邪？……谓百年已分，长共相保，何图数年之间，零落略尽，言之伤心。”
匈奴对汉朝的生物战争及其历史后果(3)
导演：胡玫 编剧：江奇涛
连载：汉武大帝 出版社： 作者：导演：胡玫 编剧：江奇涛
裴松之也说：“自中原酷乱，至于建安，数十年间生民殆尽。比至小康，皆百死之余耳。”
战乱兵灾加上瘟疫疾病，使建安正始时代成为一个色彩阴暗悲怆的时代。
难怪建安正始文士之诗作常以“七哀”为题，作悲苦之音，充满萧杀之气。如阮籍的“
七哀”：
“丁年难再遇，富贵不重来。良时忽一过，身体为土灰。冥冥九泉室，漫漫长夜台。身尽气力索，精魂糜所能。嘉肴设不御，旨酒盈觞杯。出圹望故乡，但见蒿与莱。”“浩浩长河水，九折东北流。……临河累太息，五内怀伤忧。”
王粲“七哀”亦哀叹曰：
“……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南登灞陵岸，同首望长安，悟彼林下泉，喟然伤心肝。”
由此引致中国哲学及文化主题，由两汉时代本以经学政治伦理为主题的讨论，转变到魏晋时代关注存在意义和生命真伪的问题讨论，导致清谈和玄学的兴起。
晋宗懔《荆楚岁时记》：“五月五，四民踏百草，又有年百草之戈。丈以为人，悬门户上，以禳毒气。”
艾蒿和菖蒲有明显的医药作用。艾，俗称艾蒿，家艾，散发出一种清黍的气味，是一味中药。南朝陶宏景《名医别录》载：“艾，主灸百病”叶入药，性温味苦，有和营血、暖子宫、祛寒湿的功能。艾叶油有明显的平喘、镇咳、祛痰及消炎作用，叶加工如绒，称“艾绒”，为灸法治病的燃料。另外“大艾”复制成艾片，中医学上用于芳香开窍药；也可用作杀菌、防腐、兴奋剂。
菖蒲，生于水边，又名“剑水草”、“白菖”俗称蒲草。《本草纲目》说，菖蒲，乃蒲类之昌盛者，故曰：菖蒲，有香气，是提取芳香油的原料。它也是一味中药，具有开窍、行气止痛、祛风湿的功能，也可作芳香健胃剂。用菖蒲浸制的药酒，传说饮后可避瘟气，延年益寿。《荆梦岁时记》：“端午以菖蒲一雨九节者，泛酒以避瘟气。”宋代欧阳修在《端午贴子词》中写道：“共存菖蒲酒，君王寿万春。”在民间常将菖蒲叶与艾叶结成束，或烧以花序，以熏蚊虫。
52书库推荐浏览： 江奇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