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按：于此言，似可知巫蛊之祸非仅江充事，背后犹有李广利及刘屈氂之阴谋也。盖李广利欲立李夫人之昌邑王为太子，乃与江充阴谋，以察巫蛊案延祸于卫皇后及太子刘据。后乃为宦者郭穰所揭露。）
［千秋无他材能，又无伐阅功劳，以一言寤上意，数月得宰相，封侯。汉使往匈奴，单于问新丞相事。曰：“苟如言，汉置丞相，非用贤也。妄一男子上书即得之也。”
使者归告单于语，帝怒，以为辱命，欲杀之，良久，乃释之。然千秋为人敦厚有智，居位自称，优于前任。］
同月，颁“罢轮台戍哀痛之诏（轮台诏）。向全国民众表示忏悔。诏曰：“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乱收费），”又曰：“方今之务，在于励农。”
［《汉书·西域传》班固赞曰：汉武帝制匈奴，通西域，“师旅之费不可胜计。至于用度不足，乃榷酒酤，管盐铁，铸白金，造皮币，算至车船，租及六畜。民力屈，财用竭，因之以凶年，寇盗并起，道路不通。直指之使始出，衣绣杖斧，断斩于郡国，然后胜之。是以末年遂弃轮台之地，而下哀痛之诏，岂非仁圣之所悔哉”！
转变政策既然早已有必要又有可能，汉武帝对此也有所认识，为什么他要迟到征和末年自己临死前，才在轮台诏中确认这种转变呢？
一个原因是，汉武帝与卫太子的矛盾制约着转变政策这件事情的整个过程。可以说，汉武帝在完成积极事业的过程中，该止步的时候没有止步。他师心自用，侥幸求逞，使自己走向相反方向。（引自田余庆《秦汉魏晋史探微》。）］
［征和四年武帝下轮台诏略曰：“曩者朕之不明，以军候弘上书言：‘匈奴缚马前足置长城下，驰言：秦人，（秦人，即西语China之源，来自匈奴语也。译音即“秦那”，“那”为匈奴语之“人”称。）我与若马。’又，汉使者久而不还（谓苏武等）。
故兴遣贰师将军。欲以为使者威重也。乃者以弘书遍视丞相御史二千石诸大夫郎为文学者，乃至郡属国都尉等，皆曰匈奴必破，时不可再得也。公车、方士、太史、治星、望气及太卜龟蓍皆以为吉。故朕亲发贰师下骊山，诏之必毋深入，乃不效。及得虏候者，乃言：缚马者匈奴诅军事也。
匈奴常言，汉极大，然不耐饥渴。使一狼，走千羊。乃者贰师败，军士死略离散，悲痛常在朕心。今又请远戍轮台，欲起亭燧，是扰劳天下，非所以优民也，朕不忍闻。
汉武帝生平大事年表(47)
导演：胡玫 编剧：江奇涛
连载：汉武大帝 出版社： 作者：导演：胡玫 编剧：江奇涛
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乱收费），励本农，修马复令，以补缺，毋乏备而已。］
［田余庆说：太初元年（前104）李广利伐大宛，是汉在西域用兵第二阶段之始。太初三年，李广利逼降大宛。由于汉军已西移至大宛，汉的军事亭障也因此得以自敦煌，玉门继续向西延伸。《汉书·西域传·序》说：“自敦煌西至盐泽，往往起亭，而轮台、渠犁皆有田卒数百人，置使者校尉领护，以给使外国者。”《史记·大宛列传》叙此于汉降大宛“岁余
”之后，当是天汉元年（前100）的事。汉得河西走廊以后，约二十年中，亭障自令居西行，经酒泉、敦煌、玉门，至是又到达盐泽，即今罗布泊地区。
唐人司马贞于《史记·大宛列传·索隐·述赞》中说：“旷哉绝域，往往亭障。”在西汉势力向西域推地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在绝域中列置亭障具有多么重要的意义。亭障相连，构成防御线，构成交通线，也构成供应线。亭障还为汉向更西的地方传播政治、经济、文化影响提供保障。可以说，没有亭障，也就没有汉在西域的经营。
汉朝向西域推进，大体的程序是，先是军队向西占领据点，然后是，在据点的后方修筑亭障；继之在据点的前方向更西的区域扩大声威。元封三年征服楼兰、姑师后，即遵循上述程序进行活动：元封四年自酒泉列亭障至玉门；遂“因暴兵威以动乌孙、大宛之属”。
汉朝势力向西发展经历了两个阶段，即元封和太初；两个步骤，即楼兰之役和大宛之役。这是战略形势使然。第一步骤指向楼兰、姑师，
决定于地理条件。至于第二步骤，可以指向大宛，也可以指向大夏，还可以指向近旁它国。
征和四年轮台诏前，桑弘羊等人上奏，除了请求于渠犁、轮台设置屯田以外，还请求把盐水亭障再向西方的乌孙延伸。按照上述汉军西进程序，这意味着将要在更西的某个地方实现第三阶段、第三步骤的战争。（田余庆《秦汉魏晋史探微》。）］
同月，以赵过为搜粟都尉。
赵过改革犁耕，及耕制，教农为“代田法。”
［汪篯曰：“汉武帝时赵过改进的耦犁，可能就是大犁的一种。据《汉书·食货志》记：率十二夫为田一井一屋，故亩五顷，用耦犁二牛三人。”古制，九夫之田为一井，三夫之田为一质，一夫为田百亩，即一顷，十二夫共耕田十二顷。古以百步为亩，汉以二百四十步为亩，古之十二顷，当汉制五顷，用耦犁，二牛三人，其效率相当于古之十二夫，这是生产力的大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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