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崇焕进士出身，他性格特点是“敢走险路，敢犯上司，敢违圣颜”。袁崇焕对上司辽东经略王在晋，虽薄其无远略，却人微言轻，争辩不得，便将自己的意见奏告首辅叶向高。袁崇焕越级呈报犯了官场大忌，这既表现了他的勇敢，又反映了他的蛮劲。叶不明情况，不能决断。由天启帝的老师、大学士孙承宗出关巡边，了解边情，决策方略。王在晋主张尽弃山海关外城池、台堡、土地、军民，退守山海关的消极防御兵略，遭到了巡边大学士孙承宗的批评。王在晋虽经孙承宗“推心告语，凡七昼夜”的规劝，仍固执己见，冥顽不化。孙承宗只好上奏朝廷，免王在晋辽东经略的职务，奏经旨准，自任督师。孙承宗上任后，采纳袁崇焕等人的建议，奏报关外防守方略——修宁远卫城，建山海关—宁远—锦州防线。孙承宗、袁崇焕等在辽西建立山海关至锦州的关宁锦军事防线，阻遏后金军渡河西进，卫守关门，以固京师。
袁崇焕到山海关外，同经略王在晋发生军事防御方略的意见分歧。这件事情，不仅显示袁崇焕超人的胆略，而且影响袁崇焕人生的荣辱。事情由袁崇焕向首辅叶向高奏告经略王在晋开始。
第二部分奏告首辅（1）
明朝在辽河以东连失沈阳、辽阳后，在辽河以西又连失广宁、义州。广宁、义州兵溃报至明廷，风鹤一惊，举朝魂震；京师戒严，官民惶惧。天启帝惊慌失措，抓住首辅叶向高“衣袂而泣”。京师的官宦们：借差出京，望眼欲穿，“苟出春明一步，即为放生之场”。在这里“春明”是指京城。就是说，只要迈出京城一步，即是逃生活命之地。不顾困难，只求偷生。会试的举子们：“上公车者，但得马首回南，胜似春风得意；点闱中者，一闻燕台选骥，不觉泣对牛衣。”在这里，“公车”是指赴京科试者，“点闱”是指金榜题名者，“牛衣”是“编草使暖，以被牛体”即穷困的意思。就是说，赴京应试举子，但愿调转马头南回乡里，比金榜题名更春风得意；侥幸考中进士，一旦被选在京师里作官，还不如披草衣过穷日子。上述记载，可以看出：明朝局势，极为严重。
天启帝任命王在晋为兵部尚书、辽东经略，驻镇山海关。王在晋还未离京，就上奏章，声称：“奴之煽惑，攻无坚城，战无劲敌”，山海之防，亦艰难矣！他还认为山海关之兵、民、地都不可恃：“恃兵力，而兵力不可恃；恃人心，而人心不可恃；恃地险，又不可恃。”他在另一份奏疏中，力贬山海关的战略价值，说：“山海一关，不过防军民之出入，稽商旅之往来，左为山，而右为海，所以名山海，究竟则犹郡邑之城郭也。彼辽、沈、开、铁、广宁，皆东方之重镇，且望风瓦解，岂一关所能独御哉!”王在晋错误地估计山海关的战略地位与重要作用，就必然产生抚赏蒙古与再筑重城的主张。
天启二年即天命七年（1622年）三月十八日，王在晋将起程赴山海关，天启帝特赐蟒玉、衣带和尚方剑，勉励他建树功勋。
后金军又进犯河西，占领广宁。明辽东经略王在晋对自失陷抚顺三年以来的辽东形势，是如何分析的呢？他说：
东事一坏于清、抚，再坏于开、铁，三坏于辽、沈，四坏于广宁。初坏为危局，再坏为败局，三坏为残局，至于四坏——则弃全辽而无局，退缩山海，再无可退。
就是说明军失陷广宁，丢掉全辽，退缩山海，无局可守。那么，王在晋到山海关莅任后如何部署辽西的防守呢？
王在晋到达山海关后不久，便提出“拒奴抚虏、堵隘守关”的防守兵略。这个防守兵略，要在两点：
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书影
其一是“抚虏”，就是由朝廷以金银笼络、羁縻漠南蒙古诸部。他认为“今日东事，惟抚赏西虏为第一紧要著数”。他说：待抚赏事完成，督臣可以还政，枢臣可以还朝。其实，王化贞沿用此策，“抚虏”蒙古，守卫广宁，结果失败。王在晋不从前车之覆汲取教训，仍坚持“抚虏”。
其二是“堵隘”，就是在山海关外再修一座重关。蓟辽总督王象乾告诉王在晋：利用蒙古，袭取广宁，即使“得广宁，不能守也，获罪滋大。不如重关设险，卫山海，以卫京师”。于是，辽东经略王在晋就以“抚虏、堵隘”作为守御山海关的疏报方略。
山海关城上的明代铁炮
五月，辽东经略王在晋提出山海关门守御方略。他认为关门形势是：山海关南为海，虏如舍骑乘舟，乘风破浪，瞬息可达；北为角山，设有逶迤边墙，峰峦高于墙垣，如敌人据高扼险，成凭高搏击之势，山海关便不能守；中为关城，欢喜岭紧抱关门，岭高于城，斗城如锅底，由上击下，则无守地。王在晋既无远略、又无胆识，既无兵略、又无智慧。他主张在山海关外，再筑边城、兴修重城。
其一，再筑边城。从芝麻湾（止锚湾）或八里铺起，再筑一边墙，约长30余里，北绕山，南至海，把关外一片石、角山及欢喜岭等包罗在内。使之关外有关，墙外有墙，以4万人守卫，成为关门捍蔽。用人夫数万，花纹银百万。疏上，谕旨：“封疆事重，还悉心筹画，以计万全。”王在晋的《三朝辽事实录》对“圣旨”的记载，却为“着该部议行”。以上两者，颇有出入。事实上王在晋的这条奏疏，既未谕准，也未实施。王在晋见“再筑边城”之议不能实现，又提出“兴筑重城”之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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