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还得谈，起来吧。”赵坚说。赵坚现在心清不错，晚上跟妻子面对面吃了餐饭，妻子还为他拿了碗筷。他匆匆吃过饭洗过澡说：“我还得出去，这几天任务特别重要。”妻子总算开口说了一句：“你的任务什么时候不重要！”
谈话还是下午的内容。问的想知道杜赞之收了人家多少东西，答的总说没有收，一问一答，像踢皮球，你来我往，半天没有谈出什么实质性的内容。
11点钟时杜赞之看看表问：“我可以不睡，难道你们也不睡？”
许可微笑，赵坚也微笑。杜赞之也跟着他们笑，但笑得很难看，脸都有点变形了，身子懒懒地靠在沙发背上，一副有气无力的样子。
“杜书记，你还是争取主动好，有什么问题还是尽快说吧。”赵坚说。
杜赞之想了想说：“有问题当然应该尽快说了好，但没有问题你让我怎么说？”
“难道你当了这么多年领导一点问题都没有吗？”赵坚突然间。
杜赞之觉得好笑，领导当多年了就一定有问题，那么有问题的人太多了。他觉得这位先生水平并不怎么样。但他不想跟赵坚过不去，到目前为止，他对赵坚还是有好感的。
“如果说一定有问题的话，也说得过去，就看是什么问题了。”杜赞之说，“当领导，尤其是像我这样的领导，吃吃喝喝肯定有，安排个把人也避免不了，上面规定不得为个人配专车，但实际上我们领导个个都有专车，上下班接送，办私事也用公家的油。”
赵坚说：“现在我们不是追究这些，主要是针对收受别人的贿赂，为别人办事，以及其他违纪事件。”
杜赞之说：“我想，你们让我来这里，主要也是要了解这方面的情况，但我今天想了一下午，晚上也一直在想，也想不起来自己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有过违纪事件，我希望你们给我提示一下，可是你们又不肯，我现在觉得很为难，实事求是讲没有，你们不相信，如果随便编一些出来应付，对自己不负责，对组织也不负责。”
赵坚说：“你可以围绕几方面去想，过年过节有谁给你或你的家人送过什么，物品还是红包，送了多少；为谁办过什么事，还有安排工作，提拔干部，等等，人家又送过什么，送了多少。”
杜赞之沉默了。如果说，过年过节送东西，那就多了，那个领导过年过节到家里送钱送物的不是排着队，这两年经济不景气了，前几年，一个乡镇领导过一个年，少的几万，多的几十万，市里的领导有职有权的，乡镇领导送，部门领导送，企业领导送，这个数字只有天知地知自己知，谁那么笨，自己将这些事抖出来？平时为人办事，钱权交易，也明摆着的，按规定要办的事，也可以拖你几天，你不了解政策，自己着急，就赶快拿钱去，如果是可办可不办的那更是索贿的良机，没有好处谁帮你办事？而乱办事的条件就是给好处，尽管有风险，但毕竟有诱人的回报。所有这些，都是周瑜打黄盖，一个愿送，一个愿收，也一般都是在一对一的情况下进行，只要有一方不说，谁也没办法查。杜赞之自己觉得，在领导干部队伍中，他算是比较廉政的了，他帮人办事从不以金钱物质为条件，就是人家自愿结的他也不轻易要。当然，他实际得到的东西并不少，他这个位置决定了他很难清白。
“过年过节给领导送钱送物在几年前是普遍现象，但也不是说个个领导都收，如果是这样，我们当领导的就得集体辞职。”杜赞之说，“至于我自己，我反复回忆，没有想起收过谁的钱物。讲句良心话，我这个人对钱不是看得很重，在领导干部中，我算是比较清廉的了。”
“谁自己都这样认为。”赵坚说，“在我办的案子中，开始谁都说自己清白得很，但最终还是自己讲出来了。”
“也不见得每个被‘两规’的人都有问题吧？”杜赞之说得很肯定，目的是试探。
“也有例外的，但很少。”赵坚说，“我们不轻易决定一个对象，尤其是像你这样的领导干部，弄错了影响不好。”
杜赞之说：“其实也无所谓，这个观点我说过了，只要组织上接到举报，或者是在什么情况下怀疑某个人有什么问题，找来了解一下也是很正常的事，关键是在法规法律许可的范围内。”最后一句他故意加重了语气还放慢了速度。
“杜书记，我问你一个问题，一个市委书记，管着一百几十万人，大权在握，过年过节没有人送钱物，你说有没有可能？”赵坚问。
杜赞之觉得赵坚这人是不是太啰嗦，刚才他不是就这个问题说得清清楚楚了吗？再说，问这种问题本身就一点没有意思，如果当领导的没有人送礼，也是靠那么几百块钱的工资过日子，要负责任，要承担风险，谁还愿当这个领导，更不用说跑官买官了！
“没有人送当然不可能，但你送，人家就一定收吗？拿了人家的东西就得替人家办事，往往托办10件事，只要一件不称心如意，就后患无穷。因此，境界稍高的人就不轻易要人家的东西。刚才我也说过了，如果每个有权的领导都一定收了人家的东西，那只能集体辞职了。我常常告诫自己，管住自己的嘴，不该吃的不吃，吃了人家的嘴软，要为人说话；管住自己的手，不该拿的不拿，拿了人家的手短，要为人家办事；管住自己的脚，不该去的地方不去，不要进错门上错床。”他说，“现在腐败分子虽然不少，但清官还是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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