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野史能把董小宛与孝献皇后扯在一起呢?原因是她们的姓中都有一个董字,她们的风貌都堪称一个美字。顺治帝曾经钟情于的董鄂妃就是顺治帝五台山出家传说中董小宛的真实原型。真实的董妃,和董小宛并不同姓。据汤若望回忆录记载是内大学士鄂硕之女,顺治异母弟襄亲王博穆博果尔妃的子,满族人,姓董鄂氏。汤若望是当时的钦天监监正,是德国传教士,与顺治帝关系比较密切,因此他的这段回忆可靠性、可信性很高。又据清纪晓岚《阅微草堂笔记》记载应为东鄂洛氏,董鄂是汉语音译,而王国维《吴梅村清凉山赞佛诗与董小宛无涉》一文考证为栋鄂氏。顺治十四年十月初七,董鄂妃生皇四子,两个月后皇子夭折,后董妃亦于顺治十七年八月十九日去世,年仅二十二岁。姓董鄂氏是满语译音,许多史书也有译为“栋鄂”、“东古”、“东果”。
关于顺治的死因,据当事人王熙《王文清集-自撰年谱》载:“奉召入养心殿,谕:朕患痘势将不起。”王熙是顺治年间进士,授官检讨,后在康熙朝官至保和殿大学士,并奉命专管密本。因此他的记述有一定的可靠性。张宸在《青集》中亦称:“传谕民间毋炒豆,毋燃灯,毋泼水,始知上疾为出痘。”张宸也是当时人,曾任兵部主事。王、张二人所记完全相合,可以互相印证。似乎顺治死于出痘是无疑的了。已故明清史专家孟森的《世祖出家事实考》。他举了《东华录》等史书的记载,认为清世祖死于痘疹,没有出家。从董鄂妃死后火化看来,董鄂妃可能是患上了天花,并传染给了顺治。
“顺治帝为董小宛出家五台山”的传说,自然是清初好事文人的附会。但这一传说的起源,除了一个“董”字外,倒也和顺治帝不无关系。顺治帝与董妃感情极好,其向佛之心,也和思念董妃不无关系。在顺治帝遗诏中,曾多次提到董妃。顺治在自罪的遗诏中,列举了自己不孝、亲汉排满、董皇后丧礼太过……等十四项大罪,承认在董鄂妃死后“丧祭典礼,过从优厚,不能以礼止情”。可见感情之深。关于董鄂妃的美,顺治下了“倪静”二字的按语,这倪字,根据“集韵”,意思是妩媚。塞外的满洲女子,刚健婀娜的很多,妩媚的极少。如果拿“妩媚”来形容一个南国佳人,倒是十分恰当。正是由于这两个不起眼的字,引来了好事文人的猜测。
董小宛身为“秦淮八艳”之一,生逢明清易代乱世,其遭遇自然是文人骚客们关注的对象。曾与董小宛交契深厚的“明末四公子”之一的冒辟疆,在其《影梅庵忆语》中曾经在顺治八年三月底,梦见董小宛被人抢去,又说在同一天夜里,董小宛自己也梦见被人抢走。这不可能不成为无聊文人们猜测的对象。文人们将这些只言片语的传闻与董妃事迹结合,就成为了董小宛被清兵虏走,先为博穆博果尔之妻,后为顺治帝之妃的传说。
清初《同人集》中《行路难八首存三》,及吴伟业诗集中《古意六首》,考证出董小宛并未曾死,而是于顺治七年先归豪门后没入宫廷。吴伟业与钱谦益、龚鼎兹并称“国朝三大家”。与“秦淮八艳”有较为密切的往来。他的一些诗作,被认为是寻找秦淮八艳下落的明证。吴伟业有《题冒辟疆名姬董白小宛像八首》诗,歌咏董小宛的事。该诗载于《梅村家藏稿》。其中有这样的诗句:“乱梳云髻下妆楼,尽室仓黄过渡头,钿合金钗浑弃却,高家兵马在扬州”,这被很多人认为可信。同时,“欲吊薛涛怜梦断,墓门深更阻侯门”明显的暗示出了董小宛的下落——大约是被掳走并卖给豪门世家。其“古意”第六首,曰:“珍珠十斛买琵琶,金谷堂深护绛纱,掌上珊瑚怜不得,却教移作上阳花。”“上阳”两字,即使在今日也不可能不引起人们的猜测。他的四首《清凉山赞佛诗》,也常被附会为顺治出家的证据。诗中有“可怜千里草,萎落无颜色”。草头下面一个“千”字,“千”字下面一个“里”字,合起来,便是董小宛的董字了。
后来还有人考证《红楼梦》影射了顺治与董鄂妃:贾宝玉即是清世祖,林黛玉即是董妃。“世祖临宇十八年,宝玉便十九岁出家;世祖自肇祖以来为第七代,宝玉便言:‘一子成佛,七祖升天’,又恰中第七名举人;世祖谥‘章’,宝玉便谥‘文妙’,文章两字可暗射。”“小宛名白,故黛玉名黛,粉白黛绿之意也。小宛是苏州人,黛玉也是苏州人;小宛在如皋,黛玉亦在扬州。小宛来自盐官,黛玉来自巡盐御史之署。小宛入宫,年已二十有七;黛玉入京,年只十三余,恰得小宛之半。……小宛游金山时,人以为江妃踏波而上,故黛玉号‘潇湘妃子’,实从‘江妃’二字得来。”是否牵强附会且不说,但在考证中无疑将董小宛与董鄂妃混为一谈了。
至于为何时人会编造顺治与董小宛的悲剧恋情,以及顺治出家的荒诞故事,恐怕已无可得知。大约总与明末知识分子尴尬的处境有关,董小宛的经历或许正是他们自己不堪回首的心理路程的折射。历史是由语言组织而成,真实的历史不仅是那些曾确实发生的事实本身,也包括世道人心活生生的人文心理在其中的沉淀,惟其如此,这历史才是“人”的历史。通过许多虚构的镜子,平凡的人照亮了自己。谁又能否认顺治、董小宛的故事不是真实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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