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咱们就掰着手指头算算吧——我姥爷是1970年过世的，享年八十有一，如果他老人家能活到今天，应该是将近一百二十岁的“人瑞”了。再加上当年在杨小楼先生的手里，以及宫里的太监在送给杨小楼先生之前，这对儿核桃怎么着也得把玩个几十年的吧？得！这就一百五十多年出去了！能值多少钱？我可就不敢算啦……
我不是掉进钱眼儿里出不来，只是想说明一下这对儿核桃的年份和年份所衍生出的价值。庆幸的是，这对儿宝贝能够完好无损地流传了下来，就珍藏在我的书柜里。我的亲姥爷哟，让我自己都不敢相信这个事实。
多年前，有位英国籍的华侨商人要买，出价八千元人民币。我没卖，并非是嫌他给的价儿低，是不愿意出售我姥爷留下的这唯一的“念想”。小的时候，我姥爷对我特好，都穷得丁当乱响了，也要从牙缝儿里挤出钱来给我买块糟子糕吃。因此，揉着这对儿老核桃，就跟抚摸我姥爷那软绵绵的手一样无比亲切，且时时能释放出一丝儿时记忆中的温馨。
当年那位赢了我弹球，屁股后头追着我要账的“债主”，姓什么叫什么早忘干净了。如果他知道了这对核桃的来历，如果他后来也喜欢上收藏，估计肠子都该悔青了。
我本人是喜欢收藏古代陶瓷，对老核桃的价值才认识没多少年，但一经“认识”则穷追不舍，当时的想法特别幼稚。既然我姥爷有一对儿老核桃，那张三的姥爷一定也得有，他们家是开当铺的。李四的姥爷肯定有，李四家的祖上是资本家。王五的姥爷嘛，好像差了点儿，他们家是卖豆汁儿的出身……
总而言之，是个姥爷就该有这么一对儿核桃，淘换去吧！于是，张三、李四、王五、赵二麻子……我能问的全问到了，都说没记着自己的祖宗有过玩儿核桃的爱好，最可恶的是那个卖豆汁儿的后人王五，说他姥爷也是死在文革期间，穷得就剩下裤裆里长着的几个虱子了，屁嘛也没有！什么核桃胡桃的？！
您瞧瞧，这帮人——多没有文化品味。
既然老宅门里淘换不出来，那就只能往古玩旧货市场上寻摸去了。我就不信，总得有几个败家子儿之类的人，把这不起眼儿的文玩拿出去换钱不是？一来二去的还真就寻摸出了一对儿，买回家来仔细一瞅：嘿——这“核桃”怎么没长着屁眼儿呀？嗨！是用塑料做的。古玩市场啊，陷阱多多，需倍加小心才是。
有一年我出差去了上海，带着十二分的小心逛城隍庙附近的一处古玩市场，在某小店铺前一眼就相中了一对儿老核桃，红里透黑，油乎乎的，上边居然还雕刻着十八罗汉。这回我可是把眼睛睁得大大的，什么塑料的、树脂之类的假货甭想再能蒙我！我就捡起这对儿核桃，先碰一碰听听声儿。好！再翻过来看看它们的屁股上有没有“眼儿”，都没挑儿，是真的！从品相上讲，不比我姥爷留下的那对儿差，有句话是怎么说来着？叫“功夫不负有心人”，一点不假！
看我爱不释手的样子，那个上海小老板就操着一口吴侬软语，亲切地说：“侬喜欢的啊——侬坐屋来，谈谈价钱好吧啦？”他热情地把我请了进去。
我问他：“这对核桃，您打算卖多少钱？”
店主说：“这是清代的哦，要卖两百块的啦。”
我差点没把鼻涕泡儿给乐出来，两百块？这不是跟白给一样吗？我真想拥抱一下这位说话带着点娘儿们腔的江南小古玩商。可当我掏出了两百元钱给他时，他却笑而不收。
他摇头道：“——呶！这里讲好的两百元不是两百元的哦。”
我有点糊涂了，两百元不是两百元？那是多少钱？
小老板说：“我告诉你讲的哦，我们这里讲好的一毛是一块的啦，一块是十块的啦，十块是一百的啦，一百就是一千的啦。所以，侬需要给阿拉两千元才可以的哟。”
“六你奶奶个猴（北京土语‘没门儿’的意思）！一对儿破核桃，要两千块？你是不是穷疯啦？！”我先声夺人，准备着大刀阔斧地杀价。
店主却不温不火：“侬讲什么‘六’什么‘猴’阿拉不懂哦，两千元是不变的啦。”
我说：“你再便宜点儿成吗？我们北京人做买卖可从来没有一口价儿的时候。”
店主就恼了，说：“侬好麻烦的啊，回北京买去好啦！”
都说上海人“坚持原则”，这回我算领教了。谁让我姥爷的那对儿核桃不能“下崽”呢？两千就两千吧，回去值两万，我不是还能赚它一万八吗？！
揉着这对儿老核桃，我在祖国的江南转悠了一大圈。
虽说这两千元花得有点儿让人心疼，但毕竟是买到个老物件——值啦！
可是——这对儿核桃怎么越揉越别扭？油乎乎的腻手，全无我姥爷留下的那对儿温润可人。每回揉搓了之后，就跟吃完仨油饼没洗手似的，这是怎么回事？我百思不得其解。
回到北京后，我把这对儿核桃拿给一位玩“杂项”的朋友看，那朋友并不上手，哈哈大笑说：“哥们儿呀，你从千里之外买回来的可不是文玩，是下酒菜儿！当然如果您牙口儿好的话。”
“怎么讲？”
“这叫‘油炸核桃’，难道不是下酒菜吗？”
朋友解释道：这原本是对儿新核桃，为了做出有年份的“包浆”就下油锅煎炸，炸出来的颜色跟把玩过百十年的核桃有点相似，这个破烂儿最多值个二三十块钱。其实，里边的猫儿腻特容易鉴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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