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读过几年书？家境怎样？”
“我家在农村，是贫农。勉强上了二年高中。没有毕业，因为家里再供不起，就退学种地了。我爱写个稿子什么的，在大跃进时，我头脑也发过烧。也写了一些有‘ 浮夸风’ 倾向的报导。成了省报的通讯员。后来被地区领导看上了，就把我调到地委宣传部当新闻干事。到处采访，眼界宽了，见的多了，想的问题也多了。”
“你都读过些什么书？”
“读的不多。眼面前的马列和毛主席的著作，该读的都读了。我还爱看些杂书，历史，文学，哲学等也读了一点点……”
张敬怀感到他既没有谦虚，也不是自吹。
这时，张敬怀忽然有了个想法：这个青年不失为一个秘书的好苗子。
沉思了一刻：“是的，在大的地方，大的范围，你会看到更多的事情，眼界一宽，水平就会更快得到提高。”
“是的。”
“你想不想到省里？”张敬怀突然问了一句。
“恐怕不行。”卜奎想了想说“一是水平不行，再就是我家里还有一个老母亲，需要我照顾。三平地委离我们家近，我母亲养我这么大，不容易，我不能离开她。”
“是个孝子！”张敬怀想。一个人如果不孝顺生自己养自己的父母，可以想见，他还能忠于国家、党和人民吗？张敬怀更喜欢这个卜奎了。但是他不能透露自己这个意思，像给他这样级别的干部配秘书，是一件很严肃的事。还必须经过组织部门一系列的调查和考核。
两人都沉默了好久，青年补充说：“张书记，我感到今天对您说的话，有些冒昧和不知道深浅……”
“为什么？”
“请张书记想一想，我才多大年纪？经过、见过多少世面？张书记不知道比我高明几十倍，几百倍，我竟然在张书记面前，说了这些话，实在太无自知之明了。”稍作停顿，又说“不过我讲的都是真话。”
张敬怀说：“敢讲真话的人，水平就高。”
停了一刻又说：“我之所以找你谈，是因为我想听听各方面的各种情况，各种意见，各种看法和各种议论，我需要听真话。”
青年又说：“从大跃进以来，大话，假话，套话，空话盛行。我想：一个人说一百句，一千句，一万句那样的废话，只会坏事，一点用处也没有。如果一个人说了一百句话，有九十句错误，只有十句话有用处。那就会推动我们的各项工作向前发展。可是，现在人们都爱听那一百句大话，套话，假话，空话，而不爱听十句甚至一句有用处的话。”
“你认为这种社会风气，是怎么形成的呢？”张敬怀看着青年，希望他讲下去。
“这我可没有想好。”青年说“可能是……”青年人停住了。
“是什么？”
“什么，什么呢？是不是涉及到民主问题？……”
“什么地方的民主？”
“上上下下内内外外吧……”
很显然，这个问题卜奎是想过的，不过这话他故意说得模糊些罢了，可见这个青年尽管坦率，但还是有保留的。
张敬怀不说话了。卜奎觉得他该告辞了。可是他环顾房间周围的书架，说：“张书记，我有一个问题，不知道该问不该问？”
张敬怀笑了一下：“有什么不能问的，你说吧。”
“张书记一定是个大学问家，”卜奎问“在什么大学毕业呢？”
张敬怀又笑了一下：“我是‘ 红小鬼’ ，放牛娃出身，哪里上过什么大学？只是爱看书。在打土豪，分田地时候，见了书，我都收起来背着。长征时不得不丢弃。解放以后才真正读了些书。……我听你的谈话，你也不像个中学生呀。”
两人的谈话，已经超过上下级的态度了。
……
张敬怀觉得，他和卜奎的谈话，是又进行了一次社会调查，了解了一些民心、民意，有些情况他是非常需要了解的，有些话也是他自己想说的。他很久没有听到这样的话了。对这次谈话，他觉得十分惬意。
张敬怀觉得谈话差不多了，打电话告诉刘秘书，把这个小青年领到省委大食堂，从身上掏出一斤粮票和一块钱，招待他吃午饭。然后要组织部派一位干部科长到三平地区，考核一下这个卜奎的出身，成分，一贯表现，并且暗示，他可能选这个青年当自己的秘书。
最近三平地区地委祈书记，心情一直很烦躁。省里的“内参简报”发表了他们宣传部干事卜奎的文章《最常说的，最难做的》。尽管文中所举例子，没有指明是在三平地区发生的。可是谁都知道，这是指的他们的地区。如果在“反右派”那时候，揭露我们社会主义的阴暗面，打他十个右派也不冤枉。可是，省委的内部刊物居然给他发表了！编辑部还加了肯定的“按语”。当然，卜奎所反映的问题，所举的事例，不单指三平地区，都是具有全国性的，当那股“五风”大吹大扫的时候，谁也挡不住。即使在他们地区所发生的，现在也都纠正了，谁也不会为此觉得丢脸：当初谁不是想革命呀！可是自己地区的事，上了报刊，尽管是内部刊物，祈书记总觉得不那么光彩。前天，省委又调卜奎去谈话，是什么意图呢？是批评他的“右倾言论”？还是让他进一步揭发本地区所搞的极左路线那一套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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