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三十五岁到四十岁有个坎呀!你怎么躲都躲不过去呀!’
虽然我做事情更加小心了，但倒霉的事情接踵而至，我不仅赔了钱还有几个销售商还出了麻烦。我决定躲一躲，和小胖在外面租了一套房子住。
1998年8月23日这天，刘小千和三宝帮我搬完家，晚上我请他们吃饭。到了饭店我问他们：“想吃什么？”
刘小千说：
“你看看你的情况，快算了吧。还是我请你吧，你说你想吃什么吧。”
我笑了笑指着电视机的画面说：
“难得你有这份爱心，咱们今天吃简单点，省下点钱捐给抗洪前线吧。”
我这绝不是一时的冲动，我心里非常清楚自己是个什么东西，虽然我是个没有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但是我骨子里有很大的善良成分。这和童年姥姥、姥爷和奶奶对我的启蒙教育有很大的关系，他们天天都和我唠叨人一定要讲良心，我只不过是把所谓的良心，演变成了带有江湖色彩的哥儿们意气罢了!什么事情该做不该做，不用党操心，我心里有谱。
此时电视画面上的江主席正在对抗洪前线的指战员说：
“你们要坚持、坚持、再坚持，直至取得这次抗洪斗争的胜利。”
刘小千说：
“这么大的事咱们是得表示表示，可咱们上哪里去捐呢?”
我说：
“我看了报纸了，广州的民政局24小时都有人接受捐款。”
三宝问我：
“民政局在哪里呀？”
我说：
“在广卫路，我知道。”
刘小千问我：
“你准备捐多少钱？”
我说：
“咱们这顿饭如果是标准高一点，也就是一千五吗，我就捐一千五吧。”
刘小的生意目前正是得意之时，他不甘落后地说：
“你现在这么穷都捐一千五，我怎么也得捐个两千呐。”
三宝说：
“我就捐个一千吧。”吃完饭小胖回家了，我们三个人来到民政局。值班的人热情地告诉我们说：
“今天电视台有活动，我们的工作人员都去现场了，你们去花果山电视台的现场去捐吧。”
我们又来到了电视台，下了车走进了电视台的院子，刘小千突然拉住我不走了。我问他说：
“你怎么啦?”
他指着照过来的灯光紧张地说：
“现场直播，我可不敢上去。”
我说：
“你做好事怕什么。”
他说：
“反正我不敢去。”
说着他数了两千块钱交给我说：
“你帮我捐了吧。”
三宝也给了我一千块钱说：
“去他妈的，我也不去了，你自己去吧。”
说完他俩一猫腰跑了，我迎着灯光一边走一边骂：
“有什么好怕的，这两个上不去台面的东西。”
我来到民政局工作人员的桌子前把钱交给她们说：
“这是四千五百块，是三个人捐的，那两个没敢上来。你得给我开三张收据。”
民政局的同志问我：
“怎么写？”
说着她递给了我纸和笔。我接过来写道，刘小千2000块，记工1500块，邢国志1000块。民政局的工作人员一个在点钱，一个在给我开收据。这时候一个女主持人拿着话筒走到我的面前问：
“先生您是怎么想到捐款的？”
灯光师也把灯光打在了我喝得红扑扑的小脸上。我挺了挺胸脯说：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我们经常提起爱国，爱国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现在就是我们每个人表现爱国行动的时刻。我不是广东人，但爱心是不受地域限制的，与其我去前线抗洪，倒不如在后方繁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我们的前线多捐点款。虽然我不是很富有，甚至我还犯过许多这样和那样的错误，可能以后还会犯。毛主席说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我看这很难做到，如果大家都能像我这样，做了坏事就要想着一定不忘做点好事来弥补，这不是挺好吗……”
电视台的小姐怕我越说越下道，就急忙打断我说：
“谢谢您先生，您讲得非常好。”
我还想说什么，可她不理我走了。我拿上了收据走出了电视台，这两个家伙从暗处走了出来……我没想到的是许多认识我的人，在电视里看到了我。尤其是在广州的书商中产生了积极影响，郑兴权在我的影响下也捐了款，他对我说：“你的话讲得真好。”
这个曾经卖过黑书的家伙，在祖国需要他的时候，也和我一样用行动表示了忏悔!肖古龙找到我说：“你也带我去捐点钱吧。”
我问他：
“你准备捐多少？”
他问我：
“你说呢?”
我对他说：
“你捐多少我不管，但你得借我一万块钱我还要去捐，这钱是我借你的，我以后一定还你。”他想了想说：
“那我就捐两万吧。”
我们俩从银行提了钱，开车来到了民政局。民政局的沈美娟都认识我了，他们热情地接待了我们。肖古龙捐款和我不一样，他不要收据。我有虚荣心，看见民政局的人在写捐款证书就对人家说：“你给我也写一个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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