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晚上九点多你在干什么?”
听他这么问我，心中有些紧张，仍装作若无其事地说：
“我什么也没干，眼睛痛，在家睡觉了。”
我反问他：
“怎么了?有什么事了吗？”
他望着我的眼睛，脸上显现出不信任和不耐烦的表情。他对我吼道：
“你他妈少跟我玩轮子，昨天晚上你是不是打了一个日本人?”
我一听他这话认为他也拿不准是不是我干的，就马上装作又可怜又无辜的样子说：
“李叔，我昨天眼睛痛，很早就睡了，真的没打什么日本人。不信你问问我家人。”
他并不相信我的鬼话，恶狠狠地对我说：
“跟我到派出所去，看我怎么收拾你。”
我跟着他边走边想，一定是那个日本老头报案了，我眼睛上包扎的纱布正是明显的犯罪特征，所以引起了他的怀疑，我想把纱布取下扔了，但又一想这不是不打自招吗。我心里七上八下地跟着他来到派出所。一进来他就说“你如果现在不承认，等会我们会把当事人找来。一旦证实是你干的，我们要从严惩处．你的犯罪性质是非常严重的，你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国际影响。我现在给你五分钟的时间，你好好想想，现在坦白还来得及。讲清楚你的犯罪动机也许我们会从宽处理。”
我坐在那里想今天是栽定了，我虽然打了人，但是并没有抢人家东西，从我内心来讲因为有爱国主义精神才促使我产生了这种复仇心理。我感觉当时出手不是很重，日本人既然能来报案，也肯定伤得不重。如果我从实招来或许比顽固到底要好一些，想到此，我就如实地坦白了我的犯罪动机。
警察一边听我兑，一边做笔录。
问：你叫什么名字?
答：李叔您不是知道吗。
这时李叔十分生气地骂道：“你他妈放老实点，这是程序，我问你呐!”
问：你叫什么名字?
答：记工。
问：你是那年、那月、那日、出生的?
答：1963年5月4日。
问：你在什么学校读书?
答：长春市67中。
问：你的父母分别在什么单位工作?
答：我爸爸在吉林省设计院，我妈妈在长春市108中。
问：你家中还有什么人?
答：还有一个哥哥和我在一个学校读书。
问：你在何年何月受过什么处分?有过什么犯罪记录?
答：都没有。
问：你昨天晚上几点钟，在什么地方，用什么凶器，打了一个日本人?
答：大约九点来钟，我在长江路溜达，有一个穿西服的外国人问我哪里有厕所。我听他说话有点像日本人，就问他：
“你是日本人的干活?他说：‘是的。’我向来就恨日本人，就把他领到长江电影院后面胡同的公共厕所里，我告诉他这里就是，他就进去了。我这时看到地上有一块砖头，就捡起来背着手藏在身后走进厕所，我看他正背对着我撒尿，就骂了他一句，他一回头我就照他脑袋拍了一砖头，就跑了。”
问：你把他打倒了吗?
答：我没注意，我打完就跑了。
问：你当时骂了他一句什么话?
答：操你妈的，叫你侵略中国。
问：你非常恨日本人吗?
答：是。
问：你为什么恨日本人?
这时候我就把姥爷家的事情，添油加醋地从头到尾讲了一遍。我的表演十分到位，我时而慷慨激昂，时而泪流满面，时而义愤填膺。我最后对李叔说：
“我要是出生在那个年代，我肯定是和杨静宇、李兆麟齐名的抗日英雄。如果我是女的，也决不会亚于赵一曼。”
我此时已经忘记了警察是在审讯我，反而感觉我是在给他们作爱国主义报告。警察们望着眉飞色舞忘乎所以的我，不仅哑然失笑。李叔拍了拍桌子对我说：
“你是不是忘记了这里是什么地方，别吹牛B了，你要是赶上那个年代极有可能是个汉奸。”
他的话让我幡然醒悟，我低下头不作声了。我的情绪和正义感显然有点打动了李叔，他对我已经不是很凶了。他记录完我的话，让我在笔录上签字。我歪歪扭扭地写上了名字并按上了手印。他让我坐在这里等着，就出去了。
过了一会他又进来问我妈妈的电话号码……中午了，我很饿就对他说：
“李叔我早晨没吃饭很饿，你能不能让我先回家吃饭，我下午再来?”
他说：“你还想回家，想美事吧。人都让你打死了，你等着偿命吧。”
这时又进来一个警察，他拿了几个包子放在我的面前说
“抗日英雄吃饭吧，到里边可就没有这么好吃的包子了。”
此时我也不再客气，说了声：
“谢谢叔叔。”
就狼吞虎咽地大吃起来，我一边吃一边自言自语说：
“唉!要是有点醋就好了。”
闻听此言那警察骂道：
“真不要脸，你以为这是在你们家呀，你是不是还想让老子找头蒜再给你扒了?”
我赶紧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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