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正常死亡”的说法主要有以下几种。
清末名医屈桂庭《诊治光绪皇帝秘记》中说，光绪临死前三天，肚子痛得在床上乱滚，脸颊发暗，舌头又黄又黑，不是所患之病应有症状。溥仪《我的前半生》中说：他从一个名叫李长安的老太监和内务府某大臣一位后人那里听说，光绪死前不过是一般的感冒，脉案中脉象极平常。死前一天还是好好的，有人见到他像健康人一样。病重消息传出不过两个时辰，就听说已经“晏驾”了。
《清稗类钞》、《崇陵传信录》等载，慈禧自知己病不治，不愿光绪重掌大权，又听说光绪闻己病面露喜色，因咬牙切齿地说：不能死在光绪之前。遂密令亲信太监扼毙光绪。
《清室外纪》、《瀛台泣血记》、《我的前半生》或说是李莲英，或说是袁世凯，怕慈禧先死光绪掌权后与自己算账，而先下手为强害死了光绪。
一位史家分析道，光绪虽被囚禁，但他没有放弃再度执政的想法，一直进行着准备，他暗暗关注并认真思考国家和世界大势，努力学习英文，了解世界各国风土人情、政治制度、国家间相互关系等。似乎要以三十多岁的年华为唯一资本，与七十多岁的慈禧进行生命的赌赛。他是在默默地等待着那一天。生性敏感、老谋深算的慈禧，又何尝想不到这一层？依她的秉性和一贯做法，她绝不甘心、也绝不能容忍给已被击败的对手留下任何翻身的机会，她要做永远的胜利者，否则，死不瞑目。
“正常死亡”说主要依据的是清宫遗档、脉案。从中可见光绪病情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但不容忽视，光绪的整个治疗过程全部掌握在慈禧手中。当时清廷命奕劻主持皇帝治病事宜。未经批准任何医生不准进入瀛台光绪寝宫，开出的处方也须奕劻过目。而奕劻正是慈禧最得力的亲信大臣，如若伪造“脉案”那实在是很容易的事。事实是光绪确患重病，但病情不至于导致突然死亡。再有，十月二十日，慈禧以光绪名义颁发了两道谕旨，一命醇亲王载沣之子溥仪入宫教养，在上书房读书；一授载沣为摄政王。也就是说，那时慈禧即已预先知道，光绪会死在她的前面。唯一可以解释的，正是她本人决定和操纵光绪的死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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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甲午战败（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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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二十年六月至二十一年二月（1894年7月—1895年3月），中日经历了甲午战争。战争以清王朝的失败而告终——宗藩朝鲜沦于日本之手；北洋海军全军覆没；被迫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割让了宝岛台湾；赔款两亿两白银，准许外国侵略者对华资本输出……甲午战争成了中国近代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从此，帝国主义列强俄、法、英、美、德诸国紧步日本后尘，纷纷向清廷提出领土要求，攫取在华利益，抢占租界，划分势力范围，掀起了一场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国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
清王朝何以走到这一步？谁应承担甲午战败的责任？过去在讨论这些问题的时候，人们往往考虑的是清朝上层统治集团的腐朽、妥协、投降和卖国，其代表人物下是李鸿章，上是慈禧。
应该怎样认识和评价甲午战败的责任、特别是慈禧的责任呢？
甲午战争爆发之时，慈禧已归政五年，在颐和园颐养天年，准备她的六十大寿。按说战争胜负与她没有直接的关系。但人所共知，慈禧不但与这场战争有关，而且发挥了较大甚至极大的影响。
评说甲午战争中慈禧的作用，一般涉及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国家安危与慈禧享乐的问题；一是和战问题。
在国家安危与慈禧享乐问题上，人们普遍以为，慈禧为了个人的享乐不顾国家安危。最有说服力的例子，是慈禧竟然拿北洋海军的军费去修颐和园。康有为《康南海自编年谱》写道：“时西后以游乐为事，自光绪九年经营海军，筹款三千万，所购铁甲十余舰，至是尽提其款筑颐和园，穷极奢丽，而吏役辗转扣克，到工者实得其二成而已，于是光绪十三年后不复购铁舰矣。败于日本，实由于是。”
人们指出，北洋海军有大小战舰25艘，号称世界第八、亚洲第一，就“渤海门户而论，已有深固不摇之势”。然以侵华为第一目标的日本帝国主义疯狂扩军备战，甲午战争前夕，日本海军已拥有新式舰艇21艘。其中9艘是1889年以后的英、德制最新型快速巡洋舰，装配有10英寸左右速射炮数十尊。时速23海里的吉野号是当时世界上最快的巡洋舰。日本海军发展之迅速，足令欧美震惊，其世界排名从末位迅速窜升至第11位；黄海炮响时，它的战斗力早已在清朝海军之上了。光绪十四年（1888年）以后，正当日本海军全力向前推进之时，清朝海军竟然“未购一舰”。光绪十八年（1892年），中日双方之形势已是箭在弦上，户部却征得海军衙门同意，正式宣布，太后万寿需款，海军停购舰艇二年。快舰买不成了，至少快炮也该多买几尊吧。朝鲜局势吃紧时，李鸿章循部下之请，要海军衙门拨款六十万两购快炮20尊替代各主要舰艇的慢炮，而户、海两处竟一毛不拔。李鸿章不得已，乃自海军日常粮饷给养之中挤出二十万两，暂且购次等快炮12尊，以平海军官兵积愤。
那么，为修颐和园究竟挪用了多少海军经费呢？言人人殊，难究其详。据说将清漪园改建成颐和园的初期预算竟为白银一万万两，可用以增建10支北洋舰队而有余；而实际估计达一千万至三千万两。具体项目，人们举出，李鸿章与奕譞以所谓“建军祝寿”，在颐和园万寿山修建工程中挖“昆明湖”，办“昆明湖水师学堂”的名义令各省捐输，共计二百六十余万两，存于天津洋行生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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