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慈禧_张研【完结】(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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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有为熟谙西学,洞察外情,早在光绪十四年(1888年)尚属一介布衣时即曾伏阙上书,认为由于日本的侵略野心,六七年后中日必将一战,战则中方必败、必致辱国丧权。当年康有为的上书到了翁同龢手中,但翁同龢胆小没有上达光绪。《马关条约》签订一个月后,光绪看到康有为递上的《上清帝第三书》。整个奏折长一丈多,共一万多言。书中详陈变法图强的方略,建议皇上下诏鼓天下之气,严惩主和派与战败者,破格起用新人,变法图强,练新军、选新将、用精械,筑铁路、开矿山、建轮船、修邮政,务农、劝工、惠商、恤贫,停科举、建学校、办报馆、改革官制等。这些闻所未闻的精辟论说像磁石一样紧紧地吸引了光绪的目光,在经历了甲午战争痛创后的光绪心中引起了强烈共鸣。他下令誊抄四份,一份呈慈禧太后,一份交军机处存记,一份存乾清宫,一份存勤政殿,以备时时展阅。后光绪在朝臣章奏中发现了不少类似章奏,遂命军机处将康有为等九个条陈发到各地督抚将军处讨论。这已是变法改良的先声了。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十月,山东发生巨野教案,德国以之为借口侵占了胶州湾。俄、英、法、日亦虎视眈眈,伺机瓜分中国。亡国的阴影笼罩在每一个国人心头。康有为再次抵京,第五次向光绪皇帝上书。他指出:如不当机立断,发愤维新,“皇上与诸臣,求为长安布衣而不可得矣。”情绪激烈,言词痛切。这封上书也未能递到光绪皇帝手中,但在社会上广为传抄,并在天津、上海、长沙维新派的报纸上发表,影响很大。给事中高燮为此向光绪皇帝举荐康有为。光绪谕令王大臣传询康有为,听取他对变法的意见。康有为遂奏上《应诏统筹全局折》,即《上清帝第六书》,提出了系统而具体的变法建议。光绪谕令王大臣会议,王大臣请得慈禧“尽管驳议”的旨意,逐条驳回。康有为于是转而鼓动群众性的变法运动。在维新派的影响下,光绪锐意变法。

  光绪拟要实行的变法维新,就其涉及的广大领域和要达到的目的而言,是一场渐进的政治革命;就其触及各种政治势力的既得利益和传统的“祖制”而言,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一个政治家,对复杂的政治局势和各种政治势力会有清醒的认识,会预先考虑到变法维新将会遇到怎样的局面,出现各种情况时应如何应付。有十分的把握和保证方能付诸行动,以绝对优势压倒反对势力;如没有把握就要等待时机、积蓄力量、见机行事。但光绪不是政治家,只是一个被慈禧造就出来的有严重人格心理缺陷的年轻书生。他的一切思想认识,包括仅有的一点自信都是从读书中得来,对中国的现实和官场则了解的太少,思想及各方面均准备不足,却急欲有所作为。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春,慈禧亲信荣禄私下活动,打算联络六部九卿共同上书请慈禧复出,御史李盛峰也在御史中串连,号召联名上奏请慈禧再度垂帘。后党逼光绪退位的举动,使光绪忍无可忍,他甚至通过庆亲王奕劻向慈禧捎话:“太后若仍不给我事权,愿退让此位,不甘做亡国之君。”光绪以其懦弱、畏怯的天性向慈禧要权,这几乎是他一生中破天荒之举,不料慈禧竟命奕劻传话:“皇上欲办事,太后不阻也。”光绪立刻急切地付诸行动,于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1898年6月11日)颁布“明定国是”诏书。6月11日至9月21日,短短的100多天中,光绪接连发布了100多道新政诏书,有时一日数令,倾泻而下,令人目不暇接。最多的一天竟颁布了11条维新谕旨(9 月12日)。诏书内容是全方位的,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教各个领域。

  这些变法诏令受到了维新派和开明人士的热烈欢迎,所谓“如春雷之启蛰,海上志士欢声雷动,虽谨厚者亦如饮狂药”。但仅凭一个无实权的傀儡皇帝所颁发的雪片般的诏令,即想在短期内改变一个有几千年历史的传统社会,将之纳入近代化轨道,谈何容易!掌握中央和地方实权的大员,除湖南巡抚陈宝箴以外,几乎没有人执行变法诏令,束之高阁还算好的,绝大多数是群起反对。变法遭到了极大的阻力。对当时社会形势略微有所了解者,对此都不会感到意外。但光绪不但大感意外,而且非常气愤。他像所有幼稚的年轻人一样,想当然地将他的对手简单化、绝对化,归结为是慈禧的后党捣乱。维新派看到他“有不顾利害,誓死以殉社稷之意,于是益放手办事”,实际他早已丧失理智,不再考虑策略,一味色厉内荏、咄咄逼人地向后党开刀。集中表现为抛开现行体制另起炉灶。9月4 日,光绪将礼部原六堂官全部罢黜。9月5 日,超擢谭嗣同、林旭、刘光第、杨锐为四品军机章京,此后“凡有章奏,皆四人阅览,凡有上谕皆由四人拟稿”。并免去李鸿章、敬信在总理衙门行走等。这种做法操之过急,过早地激化了矛盾,无疑是向慈禧发出挑衅,导致后党分子向他动手。

  慈禧早有防备,光绪《明定国是诏》发布后第四天,慈禧即迫令光绪一天中连下三道上谕:第一,以“渐露揽权狂悖”的罪名将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翁同龢开缺回籍;第二,打破太后归政以后不再接见官员的成例,规定新授任的二品以上官员,均须具折后再到太后面前谢恩。各省将军、都统、督抚、提督等官亦须一体向太后具折谢恩;第三,任命荣禄署理直隶总督(不久实授),统领精锐的北洋三军,即董福祥的甘军、聂士成的武毅军和袁世凯的新建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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