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衙门，二堂上觐见海关监督祖秉圭。祖秉圭倒是很客气，让他们坐下，并奉茶招待。坐下以后，坎贝尔就滔滔不地说了起来，说是他们来自很远很远的国家，受瑞典国王派遣，前来和中国建立良好的外交和贸易关系，因此希望海关监督阁下给予一切必要的帮助和保护，这样瑞典国王陛下就会每年派遣大船，前来广州贸易，云云。
下面这段文字，标志着中国和瑞典两个国家，在历史上的第一次接触。“9月10日：今天上午，行商陈汀观同我们一起去拜见海部，向他致意。我们通过翻译（又称通译 Linguist）告诉海部说，我们受瑞典国王之命，远道而来，旨在同中国建立良好的关系和进行贸易；我们因而希望他能够给予我们一切必要的保护和帮助，以使瑞典国王陛下建立的公司能够不断
地进行贸易，每年都派船只到这个国家来。海部友好地接待了我们，让我们坐在椅子上，请我们喝茶。他告诉我们，他对我们的到来感到非常高兴，并且保证我们将享有所有的保护和一切欧洲人在此的所有权益； 他也祝愿我们贸易成功和财源不断。他还送了我们一些丝绸作为礼物，这是以前的海部所不曾有的友好举止； 而显然，对其他的欧洲和港脚公司的大班们，他也有如此的礼待。我们称谢后就告退了。”坎贝尔的这番话，自然是向翻译说的。
当年这翻译的水平，是否足以把坎贝尔先生的话，源源本本地翻译给祖秉圭听，很难判断，想来大意还是明确的。问题是祖秉圭一是对瑞典，或者说蓝旗国，几乎毫无所知。按照粤海关的规矩，对和外国建立邦交关系，向来也没有兴趣；二是坎贝尔觐见祖秉圭的时候，正好赶上这位海关监督大人心情最为不好的时候。广东总督和巡抚联名参奏他贪墨海关税银，在皇上面前，狠狠地告了他一状。这可是要他老命的事情。这正是瑞典船的故事中最核心的情节，下文自当细述。
祖秉圭虽然心情大大地不好，但是还是很有风度。按照坎贝尔的说法，他对蓝旗国外洋船的到来，表示高兴和欢迎；承诺蓝旗国的外洋船，也将一体享受其他国家贸易者在这里的所有权益。最后，他祝愿蓝旗国的外洋船生意成功，财源滚滚。又送了这些洋人大班们几块丝绸，作为礼物，旋即端茶送客。
祖秉圭官至二品，自然是官场老手，当海关监督也有数年，所以虽然不见得熟稔外交事务，却也说得十分得体。其对洋人大班所说，基本是一些套话，放在每个国家的外洋船大班头上，都毫无破绽。祖秉圭同时对坎贝尔提出的建立友好邦交关系，以及他的“瑞典国王特命全权大使”的头衔，顾左右而言他，不置一词，也算避开了这，一政策性的话题。想来这次接见，历时很短，属于礼节性的接待，海关监督大人，总共也没有说上几句话。否则依照坎贝尔的性格，肯定要在他的日记中，大大地写上一笔。
接见虽然简短，而且是礼节性的，这次接见的意义却十分重大。坎贝尔的“瑞典国王特命全权大使”的头衔货真价实，祖秉圭则是大清国负责外洋贸易的最高官员。所以尽管坎贝尔是曾经到过广州的陈年老酒，尽管他是一个刚刚加入瑞典国籍不久的前苏格兰人，这次会面，还是意味着中国和瑞典两个遥隔万里的国家，有了第一次官方的接触。雍正十年西洋历九月十日这一天，也就翻开了中瑞关系史的第一页。
黄埔的丈量船只仪式
祖秉圭担任海关监督时的粤海关衙门，显得效率相对很高。就在坎贝尔等觐见海关监督大人的第二天清晨，蓝旗国外洋船的保商陈汀观就通知这些大班们，海关监督大人当天将派人前去丈量船只。于是，坎贝尔一众，大清早就急急赶往黄埔，蓝旗国外洋船的停泊所在，等候海关监督衙门官员的到来。崇义行行商陈汀观和他们同船前往。
却说丈量船只，在广州的外贸活动中，是一个相当隆重的仪式。这个仪式，既体现了大清王朝对外洋来船的理论和政策，又是粤海关征收来船固定税的一种方法。广州一地，向来是中国通商重地，但是清朝以前，广州的对外贸易，多少带有一点中华属国前来天朝进贡的色彩。所以这个丈量船只的仪式，十分夸张和形式化：既象征着泱泱中华大国，怀柔夷人，泽被四海，又标志着外洋船到广州以后，正式开始贸易的起点。
外洋船到黄埔抛锚之后，通常需要一段时间，才能进行这种丈量船只的仪式。比如乾隆十年，瑞典东印度公司的“卡尔王子”号，从黄埔下碇，到丈量船只，等了二十一天；同上，“瑞克森•斯戴德尔”号则等了十六天。相比之下，第一次来广州，“瑞典的弗雷德里克”号九月八日在黄埔下碇，十一日就举行丈量船只的仪式，自然是祖秉圭领导下的海关监督衙门，效率很高了。
既然是隆重而夸张的仪式，通常是海关监督大人亲自参加。早在西历一六九九年，康熙三十八年，英咭利国的“麦卡费尔德”（Macclefield）号船和法兰西国的“阿拉巴”（Arab）号。船到港的时候，海关监督大人索尔弼，亲自跑到澳门，前去主持丈量仪式；晚在乾隆十六年至二十年，李永标担任海关监督期间，他一年当中到黄埔主持丈量船只仪式，多达六次。这些都说明，通常情况下，海关监督大人都要亲自出席丈量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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