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北征的大捷震动了全国上下，由于是藩王首次出征便大获全胜，更使人们刮目相看。闰四月辛巳，各王府及天下文武百司向皇帝进“贺平虏表”，以赞颂皇明的威德和武功。
燕王是这次军事行动的主角，自己面上十分光彩，北平都司及从征的燕府军队也得到了丰厚的赏赐。闰四月甲申，赏给北平都司及燕山诸护卫军士两万四千六百余人钞七十二万六百七十五锭 。而燕王府的地位从此骤然上升，它的实力和燕王勇略也从此开始渐被人们接受。朱元璋对蒙元成功的文武两策略，使大批的官员将校接踵前来归附。为了应付这种局面，朱元璋在闰四月乙亥命令户部运白金十万两、文绮五千疋往北平；白金五万两、文绮二千疋往山西。分别由燕王府和晋王府收贮，以备赏赉。
自这次北征之后，燕王的地位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如前所述，原先，燕王不过是诸王中的普通一员。至少，其位在秦王、晋王之下。秦王所封之西安，晋王所封之太原，燕王所封之北平，在当时人看来，其重要性是依次而降的。朱元璋建国，行南北两京之制，以应天为南京，开封为北京，但一直想迁都西安。御史胡子祺曾上书说天下形胜，其可都者首推西安，理由是“据百二河山之胜，可以耸诸侯之望，举天下莫若关中”，其余有河东、有汴梁，有洛阳，而北平竟不与其列 。后来朱元璋也说过“天下山川惟秦地号为险固”，在朱元璋和时人看来，北平不过是胡人乘运而兴之地。因此，秦晋燕三王中，朱元璋实以秦王为首，晋王封于太原，其地迫于西安，当次之，第三才是燕王。
但是朱元璋等人的这种见解，是一种陈旧的观念，抛开自然地理的形势不谈，他们未把宋辽金以来，特别是元朝建立后近百年以来全国政治地理形势发生的重大变化估计进去。这变化简言之就是政治中心向东北方转移。如将关内外东北西北连为一体来看，唯北平最为重要。这点我们在下文中还将会谈到。这种事实是不以朱元璋等人的观念为转移的，在明初二十余年明与北元的斗争中，北平的地位再次显露出来。这不仅因为前述政治中心的转移，而且还因为元势力退出塞外，先后以上都、应昌为中心，这些地方都迫近北平，而他们南下夺取的最终目标仍是他们昔日的统治中心北平，这些都使得北平处于首当其冲的地位。另外，大都——北平作为统治中心，元朝在这里留下的影响要甚于其他地方，因而加强对北平的统治又成为割断元朝遗民的故国之思，从而巩固明政权的有效手段。同时，牢固地控制北平这个前首都，也比控制其他地方对塞外的蒙元势力有更大的威慑力量，对于那些企图归降明朝的人也有更大的吸引力。如此种种，使得北平的地位，从而使以北平为封国的燕王的地位大大突出出来。而当历史和现实在发出呼唤的时候，燕王朱棣以他的智勇能不负众望地承担这一重任，则保证了他自身地位的稳步上升。我们所指的主要是实力地位，在名分上，他是无法超越秦晋二王的。秦王为什么没参加这次北征，是否因为他担任了宗人令而不能出征呢？ 不得而知。
随着诸王的登上军事舞台并显示出实力，朱元璋感到皇室的地位更加巩固，加速了他削除权臣、集中皇权的步伐。就在晋王、燕王北征告捷的两个月之后，朱元璋就发动了一个大狱。朱元璋借口胡惟庸这一陈年旧案，将太师韩国公李善长置于死地。李善长是朱元璋的同乡(安徽定远人)，朱元璋起事不久便得到他的辅佐，预机画、主馈饷、定立制度，在文臣中功劳最大，因而被授予开国辅运推诚守正文臣、特进光禄大夫、左柱国、太师中书左丞相，封韩国公，岁禄四千石，子孙世袭，颁给铁券，免二死，子免一死。当时封公者还有徐达、常遇春子常茂、李文忠、冯胜、邓愈，共六人，而李善长居诸公之首，位崇秩尊，朱元璋将其比于汉之萧何，并将临安公主嫁给他的儿子。洪武十三年，胡惟庸因谋反罪被杀后，李善长的地位很久都没受到影响，然而到了洪武二十一年蓝玉北征至捕鱼儿海，据说是获得了胡惟庸谋反的证据：私通北元。至此，由于御史的劾奏，李善长竟被打入胡党 ，罪名是“知逆谋不发举、狐疑观望怀两端，大逆不道”，正好这时又有人说星象异常，“其占当移大臣”。于是便将李善长及其妻女弟侄家口七十余人一并处死。同时以胡党被处死的还有吉安侯陆仲宁、延安侯唐胜宗、平凉侯费聚、南雄侯赵庸、荥阳侯郑遇春、宜春侯黄彬、河南侯陆聚等，已故的营阳侯杨璟、济宁侯顾时等也受到追论 。李善长死的第二年，虞部 郎中王国用上疏对李善长之狱提出怀疑，他说：
善长与陛下同心，出万死以取天下，勋臣第一，生封公，死封王，男尚公主，亲戚拜官，人臣之分极矣。籍令欲自图不轨，尚未可知，而自谓其欲佐胡惟庸者，则大谬不然。……使善长佐惟庸成，不边勋臣第一而已矣，大师国公封王而已矣，尚主纳妃而己矣，宁复有加于今日？……若谓天象告变，大臣当灾，杀之以应天象，则尤不可。臣恐天下闻之，谓功如善长且如此，四方因之解体也。今善长已死，言之无益，所愿陛下所戒将来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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