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那太好了！太感谢杨部长了。我代表太城县全县人民感谢杨部长。”栗宝山非常高兴。他做梦都没有想到杨部长的态度会突然来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同意了他的意见。
杨部长依旧低着头说：“因为纠起来确实有困难，于你们的工作也不利，所以只好这样了。”
“感谢杨部长对我的理解，对我工作的巨大支持。”
这时，杨部长抬起头来问：“昨天下午我到县里对你说的话，你给别的人说了没有？”
“没有，我给任何人都没有说。”实际他给张言堂说了，在这里他根据杨部长的意向，几乎是未加思索地撒了一个小谎。
“那好，昨天对你讲的和今天对你讲的，你统统不要再对任何人讲了。就好像这事不曾发生过的一样。你记住了吗？”杨部长在说这几句话的时候，把频率放得很慢，一字一句说得又清楚，又有分量。说完之后，用眼睛盯着栗宝山，等候他的回答。
栗宝山这时虽不十分理解杨部长的用意何在，但他知道杨部长的这个交待至关重要，不能有丝毫的马虎，所以他也一板一眼地口答说：“请杨部长放心，我记住了，昨天下午杨部长到县里对我讲的和今天在这里对我讲的，绝不对任何一个人讲，就像没有发生过一样。我以党籍作保证！”
杨部长很满意栗宝山能把他的嘱咐复述出来，放心地点了一下头说：“好。”
栗宝山心想，杨部长肯定还要批评教导他一番。可是没有。杨部长再一次抬起头来对他说：“就这样吧。你去忙吧。”他见杨部长下了送客令，赶快告辞退了出来。
张言堂早在院子里等着，见栗宝山满面春风地走出来，高兴地跑上去问：“是不是获得了意外的成果？”
“你怎么知道？”
“从你脸上就能看得出来。”
“是这样。”栗宝山简要地说了一下事情的经过。张言堂又问他：
“你知道叫杨部长突然改变态度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吗？”
“好像和他接的那个电话有关系。”
“很可能。不过，真正的原因我已经找到了。”
“你已经找到了？是什么？”
“你来看。”
张言堂给栗宝山展开当天的《人民日报》，只见第一版上显赫的标题登着：《太城县拨乱反正图大业，奇才女奉献良策挑大梁》在长达万余字的文章中，剖析了造成太城经济落后的根本原因，记述了栗宝山上任后如何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敢想敢干，给银俊雅平反，银俊雅如何有才，如何献出矿业兴县的良策，栗宝山及其县委又如何打破常规重用人才，委以银俊雅县长助理的重任。并且说，这是太城县在改革开放中迈出的关键一步，它使太城县人民看到了脱贫致富的曙光。还说，太城县的经验，在全国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等等。
正是这一篇文章改变了杨鹤呜的态度。确切一点说，杨鹤鸣态度的改变，是因接了那个电话，那个电话是因这篇文章。电话是地委书记辛哲仁打的。
自把杨鹤鸣派往太城以后，辛哲仁的心情就一直很沉重。平心而论，他是很不愿意对栗宝山提出批评的。不但不愿意批评，倒觉得应当支持和表扬栗宝山才是对的。虽说栗宝山提拔银俊雅当县长助理欠妥，但栗宝山总算打破了太城县污浊沉闷的空气，在那里树起一杆令好人鼓舞、叫坏人恐惧的旗帜，使他似乎看到了太城黎明的曙光。大字报的出现，从反面说明了这一点。然而，上边的一些领导不知出于何种原因，传下来了那个指示。尽管他费尽心机，也不能不采取适当的形式，派杨鹤鸣去批评，去纠正。他既为栗宝山、为太城担心，也为自己的私心而感到愧疚。他本是一个心底坦荡，不愿意做违心事的人。可多年的仕途实践，改变了原来的那个他。每每回想起这个变化，他都心发酸，又不得不继续下去。想当初，还在他读小学五年级的时候，由于受父母的熏陶和影响，就立下了要当科学家的宏愿。因此，他学习十分刻苦，门门功课成绩优秀，尤其数理化在中学一直名列全校榜首，一九六五年以高分考取了中国科技大学。但命运不济，人大学不久，即赶上了文革，学业被荒废，后来分配到了农村。那里没有塑造科学家必要的环境和条件，他只能随势而安，叫干什么就干什么，不知不觉就进了乡机关，又进了县机关。先是当农业技术员、农机站站长，后来又当副乡长、乡长、副县长、县长。一九八三年机构改革的时候，因他有大学文凭，又是从基层一个台阶一个台阶上来的，又年轻，一下子选他当了行署的专员。后来地委书记到线，他又接了地委书记。任这个职务也已经有八年多了。从前，他对职务升迁看得很淡，不管是在乡，在县，还是在地区，都把精力百分之百地用在工作上，从来没有想过，干工作是为了升迁。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大约是最近几年的事，他开始想到个人的升迁，而且这个意识越来越强烈，常常为此苦恼，为此愤愤不平。因为周围的环境使他越来越体察到，当今在从政的圈子里，升迁已几乎成为一个人能力、水平、价值和政绩的唯一标准。不管你是怎么进到这个圈子的，一旦你进来了，你就不得不谋求升迁。你升了，是你有水平，有能耐，你荣耀，你脸上有光，众人也高看你。你升不了，是你没水平，没能耐，你发灰，你脸上无光，众人也看不起你。你要降了，那更是惨了。如果晋官像晋升学位一样，凭学问，凭真本事，倒也罢了。可气的是，晋官不全凭这些。随着不正之风的蔓延，官道在一些地方变得很不干净。辛哲仁既痛恨那些污秽的东西，也惧怕那些污秽的东西。他认为，解决那样严重而广泛的问题，需要积蓄力量，需要万众的觉醒，也需要扭转乾坤的人。在这种思想的指导本，他一方面痛斥不正之风，一方面又在自觉不自觉地学习适应这种环境的能力。他看到跟他一起当地委书记的人，甚道比他晚了好几年的人，都提到省里甚至中央去了，而自己还是原地未动，心里很是不平，很是感到脸上无光。为了能够升迁，他虽做不出夸大成绩报假喜、肉麻地吹捧领导、送礼那一套，但特别注意研究官道上的复杂关系。总怕弄不好影响了自己。总想绕开一些障碍，达到胜利的彼岸。这弄得他很累，很憋气。眼看着太城县有问题，却不敢大刀阔斧地去干。栗宝山好容易在那里打开一点局面，他也不能及时地给予支持。不但不能支持，上边的一个电话，他立刻得派人去批评，去纠正。这算是什么事呢？在杨鹤鸣走了以后，他用拳头狠狠地捶了几下桌子。好像在捶打这个难弄的世道，也好像在捶打他那负疚的灵魂。接着，他一会担心他的意见落实以后，太城会不会出现不利的局势，一会又担心栗宝山会不会接受他的意见。如果不接受，他就没法向上边交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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