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够组织起来的最大的执法力量只有民兵。在中国人民银行唐山市支行的废墟上，出现了路北区和开滦唐山矿的民兵。他们赤脚光身，有的提着被砸断了枪托的步枪，有的抓着棍子，几乎围成一个圈，日夜守护着这片埋着金钱和储蓄账目的瓦砾。有人试图靠近那片诱惑人的废墟，他们转转悠悠，探头探脑，可是终究没有人敢越雷池一步。当这一切都结束的时候，有关部门宣布，全唐山所有银行、储蓄所的账单无一散失。存有三百多万斤成品粮的西北井粮库，空气也到了极为紧张的地步。
民兵实枪荷弹，在倒塌的围墙边日夜巡逻。库党支部决定：没有接到上级的命令之前，一粒粮食也不许分发！在此期间，库内人员拣空投的干粮吃，不得生火做饭，以免引起群众的怨愤和混乱。民兵将围绕着粮库建起的防震棚当作自己的哨棚，对那里的灾民们说：“你们帮我们守住，有人来抢粮，你们都劝他们回去！你们自己先坚持着，等一发粮，我们首先保证你们！”和在银行废墟边转悠的人一样，围住了粮库的饥民也不敢冲过警戒线。粮库支部书记王守森听见有人在窃窃议论：“国库冲不得呀！这可不像商店。冲粮库就像冲大狱，那是死罪……”
可是毕竟有胆大的闯进来“评理”了。一个开滦矿工抓住王守森质问：“地震没震死，难道还要让我们饿死么！我家还有80岁老母，断粮了！你说怎么办吧！”王守森解释说：“粮库的粮，得等救灾指挥部下命令后，按计划分配。就这么些粮，一发生混乱，势必有人囤积、有人饿死。你家有老太太，可我们也得为全唐山的老太太着想……”工人勃然大怒：走！跟我走！咱们到指挥部去！”在抗震救灾指挥部那辆破公共汽车里，唐山市人民武装部副政委韩敏用不容分辩的口气说：“粮库做得对！……”临了，他指着车厢里的一筒饼干，对工人说：你拿这个走。”
此时，各个商店的废墟上仍是一片混乱。人们不敢冲击金库，却有人在撬保险柜；人们不敢冲击粮库，却在哄抢小粮店的粮食。甚至军队的卡车也被抢走，去装运赃物。没有人能说清第一声枪响是从哪里传出的。但是，在越来越多的枪声里，传出了“已经不是鸣枪警告”、“看见抢东西的人被打死了”的消息。在小山，在新市区商场，都有人亲眼看见被民兵打死的抢劫者的尸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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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开瘟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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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山面临着新的死亡。几乎从倒塌的楼房埋下第一具尸体开始，与死亡紧紧伴行着的另一恐怖的阴影便已向唐山逼近。瘟疫！历史上，大灾之后必有大疫”已是一条令人惊骇的必然规律。唐山怎么办？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军区抗震救灾前指后勤组的吉普车，连日在唐山地区奔波。“前指”的帐篷里，所有人的表情都是那样严肃冷峻。他们能够看见，那个妖魔的影子就在眼前晃动。防疫专家提出了触目惊心的报告：——城市供电、供水系统中断，道路阻塞，部队和群众不得不喝坑水、沟水、游泳池水，生活于露天之中；——粪便、垃圾运输和污水排放系统及城市各项卫生设施普遍破坏，造成粪便、污物、垃圾堆积，蚊蝇大量孳生；——人畜大量伤亡，在气温高、雨量多的情况下，尸体正迅速腐败，尸体腐烂气味严重污染空气和环境；——唐山市历年是河北省痢疾、肠炎、伤寒、乙脑多发流行区之一。现人员密集，居住拥挤，感染机会较多，传染病人又缺乏隔离条件；——当地各级卫生机关和群众防病组织遭到严重破坏！指挥员们比任何人都更清楚那一切意味着什么。据《云南地震考》记载：1925年云南大地震，震后人民发生“闭口风”症，患者一半身体变黑，手足收缩，一两个钟头即死。1944年，日本进攻印度的军队，在伊木法尔战役中，10万大军中有6万人突然得了疟疾和痢疾，不战自败。1949年，解放军南下部队中疟疾和痢疾流行，发病率在有的部队高达80%，部队不得不就地休整。1954年，澳洲汤斯维尔爆发“登革热”，40万居民中，有15万人发病……而现今的唐山可能出现的情形也许比历史上任何一次瘟疫都将更加可怕。几十万人死的死，伤的伤，剩下的几十万灾民和10万救灾部队，完全有可能被瘟疫击垮！初到唐山的时候，我身上背着背囊、水壶、挎包，包内有上海的好友侯阜晨为我准备的黄连素、六神丸、十滴水、驱蚊剂等各种防病药物，还有两斤大蒜。瘟疫的阴影已经笼罩着唐山。
几天后，当我背着喷雾器出现在废墟上的时候，我更为强烈地感受到了这一点。如火的骄阳上，弥漫着令人窒息的尸臭。瓦砾上，到处有粪便、垃圾和呕吐物。在各地医疗队所在地那一面面红十字旗前，排着长长的就诊的队伍。皱着眉头、捂着腹部的面如菜色的唐山人，正在等待领取黄连素和痢特灵。仅仅数日，不少病者已被疾病折磨得筋疲力尽，有些人坐着，有些人躺着，连挥手驱赶苍蝇的力气都没有。苍蝇到处放肆地追着人叮咬，走到哪里都能听到那“嗡嗡”的噪音。我到民政局长蒋忆潮的“家”去，那芦席小棚简直成了苍蝇的世界，棚顶棚壁黑压压一片，在那里的几个小时，只见他女儿挥动苍蝇拍的手就没有停过。在街上，我看见过一只防蝇的大菜罩，菜罩内躺着一个可爱的婴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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