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小看，这就是大自然的指挥权在发生作用。在那些日子里，“恐地震症”蔓延全国，各省地震局也频频发出地震预报，当时，全国有17个省（市）的4亿人露宿户外，甚至连香港人都惶惶不安。人们尚无能力建造如此巨大的防震棚，中国在秋风秋雨中打着寒战。一切都准备好了，地震却没有发生。大自然的玩笑似乎开得过头了。一封封愤怒已极的人民来信，飞向国务院，飞向国家地震局。人民要求法办渎职者，要求枪毙国家地震局局长。这就是1976年爆发在人们内心中的久久难以平息的震波。这一切究竟是怎样发生的？是谁，必须对这一切负责？“吃地震饭的”到底是一些什么样的人？历史同样要求中国地震界作出回答。
1986年早春，当我坐在原国家地震局局长刘英勇的会客厅里时，我的面前，是一位年过七旬的老人。稀疏的白发，深度近视眼镜。有一只眼睛似乎已近失明，另一只眼睛打量着我，显得很费力。他的身体深深地埋在沙发里，像一块正在风化中的岩石。他的手心转着两只“健身球”，小厅里自始至终有着钢球磨擦时的机械、单调的声响。“十年啦……”老人闭目长叹。他告诉我，十年来，他天天夜里要吞服三片“安定”才能成眠。
---------------
“七·二八”在国家地震局(1)
---------------
位于北京三里河中国科学院院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地震局所在的办公楼，7月28日凌晨3时42分，和全北京所有的建筑物一样，发生了猛烈的摇撼。办公桌上的茶杯落在地，摔得粉碎；窗户的碎玻璃也如冰雹飞落，“哗啦啦”响声一片。楼道里回荡着“嗡嗡”的人的声响。地震之魔在袭击这个世界的同时，也没有忘记小小地捉弄一下它的老对手。
局长刘英勇被惊醒了。他家厨房的煤气炉被震翻在地。慌乱中，他披了件外衣，趿拉着鞋，就往宿舍楼下奔。他住在离办公楼不远的一座四层楼上，他以从未有过的速度直奔办公室。“震中呢？震中在哪里？！”他喊出的第一句话，和所有前来询问的人的第一句话一样。当时在值班室的高旭报告：北京附近几个地震台的测震仪，有的被震翻，有的记录出格。外地台的报告尚未收到。当时中国大陆有十几个地震台构成测震基本台网，每次地震的震级都是根据各台给出的震级数平均后确定的。
4时30分，兰州、南京、昆明等十个台报来测震数据，其中给出震级的仅六个台，有的定八级以上，有的定七级以下，悬殊甚大。至于震中，大都只能确定在“北京附近”。震中还是不明。询问震中和震级的电话铃此起彼落！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办公室来电话了解：什么地方发生地震？震级多大？人员伤亡情况如何？震级可能七到八级，“震中离北京大概不会超过二百公里……”高旭只能作这种回答。电话里又传出中共中央一位副主席的声音：叫你们局长！……”
刘英勇焦急万分。这位老红军出身的干部，此时完全被震懵了。他只能一遍又一遍地对专业人员们说：“别慌，别慌……你们只管工作，杀头坐牢的事我去，我去……”“震中究竟在哪里？”“七·二八”凌晨，国家地震局的各个角落都回荡着这个声音。电话铃声急促不断，交换台的红绿灯眨着眼似地闪烁。长途台、市内台纷纷呼叫国家地震局。
全中国都在询问震中，全中国都在寻找震中。没办法。慌乱的办事机构，落后的通讯反馈系统。强震发生整整一个小时了，国家地震局还不知道震中在哪儿。仅仅相距150多公里。5点整，国家地震局做出决定，地震地质大队、地球物理研究所、北京市地震队和国家地震局机关，兵分四路，立即开赴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在200公里范围内寻找震中。对于任何一个有自尊心、有事业心的中国地震科学工作者来说，这一决定无疑是刺痛心灵的。
早在公元132年，东汉时期的张衡就研制出了人类历史上的第一台地震仪器，他的“候风地动仪”能够检测出地震方向。而在1800多年之后的今天，面对仪器记录出格等意外的困难，人们却不得不用如此原始的办法去寻找震中。国家地震局副局长张魁三和计划处长高文学带队驱车向东，朝通县、香河一带急驰而去。那一天的情景是惨痛的，高文学事后告诉笔者：那天清晨，汽车经过长安街时，透过车窗，看见街上到处是人，身穿汗衫、短裤，披着毯子，惊慌失措。北京饭店的外国人和小胡同中奔出的中国居民挤在一起，他们都被这没有预报的灾变震慑住了。这一刻，没有任何人能向他们解释眼前发生的一切，更没有人能担保他们的安全。
高文学不敢看路边那些人的眼睛。当年他在清华大学、地质学院以及苏联列宁格勒大学攻读地质专业的时候，不是没有接触过世界上那些著名大地震的史料。然而，那些震例、数据都没能像今天这样使他的心受到如此强烈的冲击。自然的灾难。人类的灾难。他看见了一个不安的世界，看到了一颗颗战栗的心。一个自然科学家对人类担负的责任是如此重大，他从未像今天这样深切地感受过。震中究竟在哪里？通县？不像。房屋是倒塌了一些，可是并不厉害。香河？也不像。虽然已经看见了头破血流的伤员，可老乡说：“东边还厉害！”吉普车继续自西向东，沿着既定路线寻找。
52书库推荐浏览： 钱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