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就在这掀动纸张的单调的声响中，我被激动了，我嗅到了历史的气息。尽管是在那个畸形的时代，是在那个所有人似乎都变了一副模样的时代，巨大的星球仍在依然故我地转动。而我们成千上万的科学工作者，那些忍辱负重的中国知识分子，仍在工作。那一堆堆发黄的纸页中，无不闪耀着一颗颗艰辛地探索着的心。应当把这一段历史留给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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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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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唐山看到过另一些废墟中蒙难者的遗体，我在书中写道：他们显然不是死于砸伤或挤压伤，完整的身体上，留下了一道道疯狂抓挠的指印……是的，易于被灾难击倒的，恰恰是心灵胶着于灾难的人——无论他的“外壳”是羸弱还是刚强。灾难和厄运的力量之所以往往“强大”，是因为它能慑服人的精神，把人类网入它的逻辑。它能假人类之手，让人类自囚，自刑，甚至自我毁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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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我的蒋叔叔(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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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8月，我正在南方采访，从唐山传来了蒋忆潮叔叔病逝的消息。蒋叔叔是“七·二八”大地震发生时唐山市的民政局长，后来曾担任市文联主席。对他和他的夫人周桂兰阿姨，我怀有深深的感情。在地震后的“非常的8月”，我有相当长的一段日子住在他们“家”——先是苇席棚，接着是帐篷，后来是越冬的“简易房”。他们关心爱护我如自己的孩子，而且，从那时起，蒋叔叔就已和我共同承担起了某种朦胧的“使命”：他乐此不疲地，引我去结识一个个在地震中有着各种经历的唐山人，让我作为民政局的工作人员参加“送孤之行”，还让我时常坐着他的那辆破旧的美式吉普车，在灾区奔波。地震后的近十年里，他更是不间断地帮我搜集资料，并帮助我，对唐山进行长时间的追踪采访，激励鞭策我留下一部历史的记录。悲痛中，我想起了蒋叔叔的许多往事。这是一个豁然对待命运的人。他是我父母的老朋友，从前在杭州工作。“文化大革命”中被冲击，处境艰难，遂决定举家北迁，到夫人的老家唐山去工作。没想到，搬到唐山才两年，大地震就发生了。后来他自嘲说，他是“在劫难逃”：想躲避人祸，却没逃过天灾；但终究大难不死，成了“出土文物”!
在唐山废墟上，他意外地看到我时，不禁失声痛哭，——但这是我见过的他唯一的一次落泪。抹去泪水，他立刻恢复了我熟悉的乐观神态。他是一个富有鼓动性的老宣传干部，在朝鲜战场上是举着铁皮喇叭“瓦解敌军”的志愿军宣传站长。此时地震废墟成了他的阵地，他穿上了我从身上脱下给他的一套“的确良”军装，每天手捂着胸部的伤处，为组织救灾而四下奔走，忙忙碌碌，生气勃勃。命运打不倒我的蒋叔叔。住在蒋叔叔的“家”里，溽暑，苇席棚内热浪蒸腾，群蝇轰然；入秋，暴雨敲击着“简易房”那用砖头压住的油毡，如千军万马击鼓奋蹄。那些时候，我们海阔天空，谈论的话题从抗日战争到抗美援朝，从浙江的“文化大革命”到“四五天安门事件”后的街谈巷议，从苏联歌曲(我从他家废墟中挖出一本《外国名歌200首》，珍藏至今)到小说诗歌，甚至十分认真地讨论旧体诗词的格律。
我还饶有兴致地在笔记本里记下他告诉我的各种各样的唐山老百姓的“群众语言”。人生有种种“横祸”，四周有各样丑恶和不平，但蒋叔叔很少压抑，很少叹息。他生性随和，喜爱交往，他的眼睛，常常看到善良和美好的事物。有一次我们走在路上，他突然让我仔细瞧瞧路边一位神情安详，正在用新锅新铲烙饼的大娘。“……她的锅是上海的，她的铲是辽宁的，她的面是山东的，她的油是山西的……”当蒋叔叔沉浸在他的想象中的时候，我也被那幅特有的灾区风俗画所打动了。望着袅袅炊烟，嗅着烙饼的焦香，我们就像欣赏世上一道最美的风景，在苍茫暮色中伫立良久。我印象最深的事，是蒋叔叔喝茶。蒋叔叔在杭州工作多年，养成了品茶的嗜好。地震后的几天，家人在原住址的废墟上挖掘。周桂兰阿姨要挖存折和日用物品，蒋叔叔急于寻找的却是他的瓷杯和茶叶。
终于，砸豁了口的薄胎瓷杯和混进了沙土的“龙井”茶叶被小心翼翼地发掘出来。这是蒋叔叔最过瘾的时刻，他把烧印着他姓名的“专用茶杯”(震前唐山人有在瓷杯上烧印姓名的时尚)擦了又擦，便让阿姨煮水沏茶。可是水在哪里?那时，北京、天津的消防车还没有开始向唐山送水，水，是唐山人的珍稀之物。蒋叔叔却不慌不忙。“那里——”他指着他家原址小院的一小块平地，“挖挖看，说不定会有水的。”原来，那是他平日里习惯地倒剩茶、甚至泼洗脸水的地方。没出他所料，没挖多深，就有“泉水”在孩子们的欢呼声中源源渗出。这故事，是我到唐山灾区后听人绘声绘色讲述的，或许不无夸张，但我相信那故事准确勾勒了蒋叔叔的性格。没错，他就是这样的性情中人。这是大灾难中的人。从他们身上足可探究中国人的生命遗传密码。的确，唐山的故事，不只是鲜血和眼泪。十年前，我为灾难中的惨烈悲壮和人们对灾难的殊死抗争而震撼而动情，十年后，我开始更多地体味出，人类面对灾难时那种“平常心态”的深远意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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