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山大地震_钱刚【完结】(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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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6年,青龙县被联合国发展、资助和管理事务部列为“科学研究与行政管理相结合取得成效的”典型,该部的报告称:“要减轻灾害的损失,早期预报和动员群众做好准备是关键的一环。由于早期预报通常是科学家做出的,加强科学家和行政管理人员的联系尤其重要。在特别紧急的情况下,只有高效的行政管理才能有条不紊地采取对策和组织群众。”青龙县的防震抗震经验已被输入国际互联网。到联合国介绍青龙县经验的正是本书描写过的汪成民。

  当年的地震预报工作者汪成民,现在是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中心第三研究室主任,研究员,中国“地震地下水学科”的学术带头人。当年的地震预报工作者耿庆国,现在是中国地震气象学、“天地生”综合研究和天灾综合预报的学术带头人,研究员。他和汪成民都在继续从事地震预报工作,他同时还是《中国减灾报》的副总编辑。在写作《唐山大地震》时,我是《解放军报》记者。1990年,我转业离开军队。变化着的境遇,使我“始料未及”地来到了国家地震局。我和地震真的结下了不解之缘,我来到当时的《中国地震报》社,而我的直接领导,就是耿庆国。这是命运的安排。我们共同投入了“减灾”事业:1991年,我们共同参与创办了《中国减灾报》。1993年,我们共同主编了百万字的专著《20世纪中国重灾百录》。1996年,耿庆国55岁,他依然还存着孩童般的纯真乃至天真。这是一个专注于事业的心底透明的科学家,刚正率直,不迎世好,和他一起工作,是我的幸运。

  作为记者和作家,我将继续我在20年前就抱定的事业──这个事业是唐山大地震所赋予我的。我将继续奔波,继续写作,用作品回报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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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纪中国重灾百录》序(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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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没有人这样写过20世纪中国的历史。近百名专业各异的执笔者,包括自然科学家、作家、记者,本色地记录了自1900年以来在中国发生的100个最大的自然灾害。中国“多灾”。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国土,是自然界充满动荡、充满异象的舞台。它由西向东,呈三级巨大的台阶。这里有世界最高的山峰,也有世界著名的低谷。它三面为高原所屏障,一面濒临大海,纵贯寒带、温带和热带。大陆区地势的剧烈起伏,大气环流极地高压与副热带高压的消长,季风的影响,海温的巨变,还有地球超长时段冷暖变化对它的制约(19世纪到20世纪,中国的气温经历了1840~1919冷、1920~1949暖、1949~1979冷、1980年之后暖的两度冷暖变化),这一切使中国的气象灾害与海洋灾害频繁发生。

  中国大陆处于强烈宏大的环太平洋地震带与地中海-喜马拉雅地震带交汇部位,现代地壳活动剧烈,又使得中国地震与地质灾害突出严重。在人类的能力大幅度增强、物质欲望空前膨胀的20世纪,人类活动正日益成为全球自然环境变化的重要因素。

  正如一些学者所说,中纬度地带的气候暖干化、滨海三角洲及平原的沉降与海面上升,森林过伐与不适当的土地利用对地表过程的不良影响,大规模水资源开发及水污染等,不仅具有全球性,而且在20世纪中国区域显得特别严重。

  20世纪,中国的人口从4亿激增至12亿以上。同步增长的,是旱灾、水灾、海岸侵蚀、风暴潮、盐水入侵、土壤侵蚀、风沙活动与沙漠化、土地退化、冻土融化、冰川湖溃决、滑坡、泥石流等灾害的发生频率。在这本书中,20世纪初震撼世界的“庚子之变”,与政治、宗教、外交的纷争,与义和团、八国联军并存的是“1900年华北大旱”。清王朝行将崩溃前的历史,被生动记录的不是“立宪”的难产、“革命”的胎动,而是震惊了世界的“1910年哈尔滨大鼠疫”。

  在本书中展示的“抗日战争”时期社会画卷,突现的是“1939年天津大水”、“1942年河南大旱”、“1943年广东大旱”。而“文化大革命”10年,在这里留下了“1969年渤海湾冰封”、“1969年汕头台风”、“1972年华北大旱”、“1975年驻马店大水”、“1976年唐山地震”(及1966~1976年10年强震活跃期)……等一个又一个自然与“人祸”叠加的灾难。这里表达了一种观念:历史是多元的;它不仅是一代政治学家、社会学家眼中的历史,同时,具有更多的侧面、更为复杂纷繁的内涵。

  这部“灾难史”是一个尝试;它试图面对的,不仅仅是一个政治意义上的“国家”,也不仅仅是一块主权意义上的“领土”,更不仅仅是一个种族意义上的“民族”;中国,首先是地球北半部一个有着山川、河流、草原、荒漠、海岸、岛屿的广袤的自然区域。在地球——太阳系的51亿年历史面前,人类的全部演化史仅是白驹过隙的一瞬,在地球——宇宙巨不可测的能量与质量面前,人类轻若纤埃。人类是在自然界变化的框架之内,一幕幕上演着他们的争斗。

  地球巨大的变动,至深且巨地制约着影响着人类的种种悲喜剧。自然变化的历史,和它所影响下的人类政治史、军事史、经济史、文化史融合一体,构成了真正的“大历史”。无疑,这比我们人类以往能够解读的历史更为真实。在这里,对自然界冲突变故的描述明了直接;人类在自然灾害中的遭遇,不再是政治史的脚注——有时被当做“政治法庭”随意传讯的“证人”,以证明某优某劣;有时又蓄意杜撰出、夸张出它的存在,以推卸逃避人类自己对同类犯下的罪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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