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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唐山大地震到“SARS”疫潮(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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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唐山地震,到这次SARS,我想说,“人”这个字,终于在我们面前树立起来了。尽管我们付出了非常大的代价,尽管SARS的消息一度被封锁、被阻隔,然后导致了非常大的悲剧,但是4月20日,当卫生部长、北京市长下台之后,你看我们的报纸,包括党报,终于可以堂而皇之把“怕”、把“爱”放到他们的头版。这就是时代,这就是历史。真的,如果一个人他连怕的权力都没有,你怎么期望他去爱?如果你一而再、再而三地压抑他的恐惧、压抑他的怕,这个怕,只能变成一种恨。因为时间的关系,我的谈话只到这里。然后,我很愿意和大家继续讨论大家所关心的任何问题。
问:大自然的灾害和疾病给人带来很多灾难,有人可以胜出,是否真的解决一切,还是会有更严重的后果呢?
钱钢:唐山地震后,我们都佩带一个徽章,上有四个字:人定胜天。“人定胜天”,不是“人一定能胜天”的意思。可是在很多年里面,我们都说,我们能战胜这个“天”。我想在上世纪末的时候,我们人类对于自己的能力充满了信心,尤其是当互联网出现了以后,甚至是非常的骄傲。但是21世纪初,我想人类变得冷静多了,有许多未知的东西,SARS来得快,去得也快,我们说SARS是被我们战胜的,言之过早啊!我想,人类永远不要去说我们要去战胜自然,我们只能说,我们跟它和谐相处,我们去理解它、去了解它。
问:你如何说服死难者的家人接受你的访问?写完《唐山大地震》之后会否对生命有另一种看法?
钱钢:这个朋友的问题,是站在今天来说的。为什么呢?在今天SARS中间,我们如果去采访SARS死难者的家属,是很敏感,是需要特别慎重的一件事情。但是我要告诉大家,在唐山大地震的时候,采访死难者的家属,决不像今天这样的敏感,需要谨小慎微。在那样的一个年代,充满了斗争,充满了仇恨,真的,人比较粗糙,我们也可以说是坚强。事实上,当年许多唐山人谈到死亡的时候,是很平静的,而且由于死亡的人数太大了,几十万人,身边到处都是死亡者。所以这个问题在当年唐山,不是一个问题。在今天SARS的时候,一定是一个问题。从表面上看来,我自己对于生命,可能有了更多的尊重,但实际上,这个东西是我本来就有的,我想我去送孤儿的时候,我对小孩子,对他们的那种情感是本来就有的。我想一个健康的社会,它是使人们这种与生俱来的这种善良,能够健康地生长和发育,而不被压抑,不是被变成另外一种东西。
问:究竟是人对社会灾害影响大,抑或是天灾对人的影响更为深远?
钱钢:我们讲天灾,离不开讲人,有很多时候,灾害的后果之所以如此严重,就是因为有人的失误。还有一部分灾害,本来不是什么严重的灾害,但是某些人为了某些利益集团、某些政客的需要,他会利用这种灾害的信息,会有的,所以这样的,有的时候是人祸和灾害、天灾和人祸互为因果。
问:您刚才说的“人”的观念开始出现在中国内地的文学,这代表日后的中国的新闻报道都会如此报道吗?这是否中国新闻的一个新的里程碑?
钱钢:在SARS中间中国内地新闻的变化,谈不上“里程碑”。毫无疑问的,以人为本的思想,正在日益地深入人心。如果说在20世纪80年代,我们仅仅认识到人的重要性,那么在今天就不仅仅是一个道德概念上的“人”的重要性的问题了。因为大家要考虑在这个社会的基本结构、在政府的功能、在社会的功能,这个社会的体系,这个社会的各种公共事物,比如说教育,比如说新闻,比如说卫生事业,它如何健康地发展,才能确保人的权利。不仅仅是一种呼喊,所以说来日方长。中国新闻报道刚刚开始。刚才说的4月23日,这位学生的担惊受怕,可以放在《中国青年报》这份党报的头版,这只是刚刚开始,为什么2月份不可以呀?我们就问这个问题。对不对?因为很多人还在说假话嘛!对吧,张文康还说:大家来北京旅游,没有危险嘛!欢迎你们来嘛!是不是?所以说,我们要考虑的是,如何用一个健康的制度来保障个人的权利,是这个问题。
问:请问自从发生唐山大地震后,你对中国政府在处理天灾方面有何评价,有什么地方需要做出改善?钱钢:毫无疑问,从唐山地震到现在的27年中间,人们对于灾害的处理能力,我们叫危机处理能力,叫风险的管理,这种能力是开始增强了。但是,我们今天的防灾救灾体系,还有许多的工作需要做。这次公共卫生的漏洞大大地暴露出来了。SARS以后,CCTV专门去做了北京第一人民医院的内部的调查,才发现,这是最好最好的医院吗?还有那么多的漏洞需要解决。另外,我还要补充一点,SARS、地震和别的灾害有一个不同,就是它的未知性。台风、洪水都有很多的明确的预兆,你都有很多很成熟的对付它的办法;SARS没有,没有疫苗;地震,地震最可怕的是,什么时候要发生地震,全人类,不要说中国,不要说西方世界,也都不知道的,特别大的一个谜,人类对于地底下发生的很多变化,特别茫然。所以说,真的不能说大话,可能很多很多工作需要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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