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阵剧痛，我又昏迷过去。那会儿，我怎么也不会想到，剧痛是从脊椎发出的，脊椎折断了，我已经永远站不起来了。我躺在那儿，一会儿昏睡，一会儿又疼醒。当我清醒时，天正下着淅淅沥沥的小雨，我只觉得灰蒙蒙的天很低，在哭，在叹气。我感到口渴难忍。“衣服……衣服！”我还衣不遮体地躺着。有人扔给我一条裤子，不知因为那是一条孩子裤子，还是因为我的大腿已经肿胀，我只能拉上去一半。我的腿已毫无知觉，像不属于我了。当时的情景非常恐怖。离我不远的地方，我看见有个女人正在一口接一口地吐血，一个男孩伏在一具尸体上抽泣，还有一个头发蓬乱的少女正捧着一只肮脏的茄子大口大口地吞食。我渴极了，我伸出手去，想要点什么。可是我什么也喊不出，只是朝那少女望着。突然，我发现那坐着的少女的身下，有一滩越来越大的血迹。周围残存的房屋还在倒塌，身边是纷乱的脚步声。有人在喊着：“受伤的，快上机场呀！”又过了一会儿，我的哥哥赶来了，他把我抱到一块破纱门上，又请人帮着抬上了一辆架子车。我问“去哪儿？”哥哥说“上机场！”（不知出于什么心理，在那一天，那一时刻，几乎所有的唐山人都把希望寄托在了机场。于是，从唐山市区通往飞机场的九公里的公路上，人流如潮水般地涌去，嘈杂，混乱，恐慌……规模空前的大逃亡。人们毫不怀疑机场会是个救死扶伤的所在地，是由死转生的希望所在，所有能动的人都不顾一切地向那里溃散，拄着树棍的，互相搀扶的，赤裸身体的，光着脚的。据说，一位中年妇女怀抱着一个已经咽气的孩子，死不放手，踉踉跄跄地走着；一位中年男子，顽强地在路边爬着，用手抓着地上的石头，一寸一寸挪向机场……有些人仅仅是头上身上擦破了皮，却也被惊惶失措的情绪挟裹进了逃亡的人群。那是一条混乱的血迹斑斑的求生之路。）上午10点，又下起了雨。整个机场塞满了伤员和逃难的人群，显得越发凄惨。到处是湿漉漉的瑟瑟发抖的人。还能走动的人，四下寻找食物和衣裳。我仍然躺在那块破纱门上，浑身已被雨水浇透了，身上冰凉。我的伤太重了，机场卫生队根本无法处理。我觉得自己就要死了。我已经从哥哥那里得知父亲被砸死的消息，我觉得自己也要到父亲那儿去了。我能听见周围的人在一个一个死去：先是呻吟，再是喘息，而后声音突然停止，便有人呜呜地哭……哥哥又把我抬上了车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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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上地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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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批伤者通过火车转运到全国各地
地震造成大批伤残者
来自全国各地的二百多个医疗队，一万多名医护人员，在唐山的废墟上迅速撒开。瓦砾上立即插上了一面面红十字旗和一块块木牌。空军总院在此；海军总院在此；上海六院在此；……
28日下午，在天津汉沽已出现收容唐山伤员的手术帐篷。当晚，解放军总医院的外科医生也已在唐山机场搭起了三个手术台。这是唐山震后最早的手术，也是最艰难的手术。大量的清创缝合，大量的截肢，甚至还有开颅……一切都在极其简陋的条件下进行。二五五医院医生王致苍护送伤员到汉沽时，参加了天津医疗队的手术。他说，他永远忘不了那个搭在泥土地上的芦席棚，几乎是踩在血泊中抢救伤员，他的解放鞋被鲜血染红浸透。仅有一双手术手套，做完一个病人，用自来水冲一冲，接着再做。而唐山机场连自来水都没有，解放军总医院的护士们，用煮沸了的游泳池水消毒器械。医生们在汽灯下开颅剖腹，没有血浆，一个个伤员就在手术台上死去……
外科医生孙玉鹗想起当时站在手术台边几十小时的情景：“那么多生命垂危的伤员，明知抢救无望，也往手术台上抬，有时做两个小时的手术，仅仅就是为了延长伤员一个小时的生命。”骨科医生朱盛修一提到唐山，首先想到的是手术帐篷外的那个土坑，土坑里堆满了截肢截下的胳膊、大腿……北京军区后勤部原卫生部长杨立夫、副部长刘贞，整日在唐山驱车奔走。他们很难把成千上万分散在废墟上的医务人员组织起来，常常需要事必躬亲。当丰南县沿海村庄有几十名重伤员无法运出时，刘贞竟亲自跳上一架“云雀”直升飞机，飞抵海边抢救。完全不亚于一场严酷的战争所造成的损害。在运往辽宁的18591名伤员中，各类骨折伤占58%，截瘫占9.1%，软组织损伤占12.9%，挤压综合症占2.1%，其他伤情占17.9%。几乎每五个幸存的唐山人中就有一个重伤员。
这是一个十多万人的巨大数字。“伤员得向外转送！”刘贞找到河北省委书记刘子厚，“这样做手术，几个月也做不完！”刘子厚问：一个公社能收多少人？”刘贞说：大约200。”刘子厚说：把伤员向省内各县转移。”7月30日，国务院决定把唐山伤员向全国11个省（市）转运。在此前，仅有50多名腰椎折断、大腿骨折、严重挤压伤的伤员搭回程空飞机转向北京。远距离转运的决定下达后，大批飞机和列车被紧急调往灾区，开始了历史上罕见的全国范围内的伤员大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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抢夺生命(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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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寻废墟中的幸存者
解放军报《简报》摘录（1976.8.13记者邢石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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