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卿在一边叫道：“导演，那我呢？”他原本是演俄文的。
“你演韩德森和司机吧。”艺频应了一声。韩德森是一个报社社长，戏份很少。司机是配角中的配角。
卓卿吧嗒了两下嘴，显然不悦。
艺频见状，微露无奈之色，却分身乏术，只能顾此失彼。她把剧本朝我一扔，便上台对几个布景的人指手划脚去了。
我侧身看看沙暮，感激之情又油然而生，便道：“谢谢你陪我度过了一个无聊的夜晚。”
“没关系。”沙暮淡淡地回答。他似乎向来是个波澜不惊的男孩。
林百茜走过来，用清亮如银铃的声音问：“你们以前也是戏剧社的吗？好像从没见过你们。”
司司南奇凑过来，略带诡异地说：“我们是从很远很远的地方来的。”
“啊？”我看着沙暮。
沙暮等了片刻，回答道：“我们从戈壁来。”
“戈壁？”我奇怪地望着他那张英俊而忧郁的脸。戈壁也算是一种地方吗？我知道蒙古人称沙漠为戈壁。我无法判断他是否在开玩笑，问，“你是蒙古人？”
“哈哈哈哈，”司司南奇夸张地大笑，“对对对，他是蒙族的。”
我和林百茜也跟着大笑起来，沙暮依旧不动声色。
外面已夕阳西下，华灯初上，但比起剧场里黄蒙蒙的光线，仍然清澈而明亮，沉淀着的快乐或悲伤都一目了然。晚风中，有人在低低吟唱：
太阳下山明天一样爬上来，花儿谢了明年还是一样的开，美丽小鸟一去无影踪，我的青春小鸟一样不回来，我的青春小鸟一去不回来。
青春舞曲，在冷冷的迷离的月光里，竟显得如此不解风情。
昨晚，我似乎又见到宇宙翔了。他背着一只有好多口袋的土色帆布包，脸和手臂晒得黝黑，风尘仆仆地跑到我身边，告诉我他去过海边了。我看得见他脸上兴奋的表情，闻到他身上淡淡的海水的味道。我伸出手掌，问：“琉璃沙呢？”他边笑边说我去拿，结果一转身就不见了。
午夜梦回，我的心像被一双无形的手狠狠地揪着，叫我痛不欲生。这个梦一次一次地重复，又一次一次地无法继续。宇宙翔的脸总在触手可及的时候突然远去，我在一片白色茫然的世界里被可怕的梦魇困住、纠缠住。我在梦与现实的交接处游荡，走不进诱惑的门，又逃不开捕捉的网。我大声呼喊宇宙翔的名字，泪眼朦胧，心力交瘁，直到醒来。
早上，我的头剧痛起来，从太阳穴蔓延到脸部的每一根神经。我作了最坏的打算无非是我的三叉神经出了故障，牵连了牙齿、角膜、鼻腔、口唇、四分之三的头皮和脑膜的感觉，找人帮我修理一下，或者索性换一个吧。
而我毕竟没有那么潇洒。事实是我找不到药，躺在床上，不能动，也睁不开眼。只要稍稍放低一点窗帘，我就会怀疑自己是否入土为安。
响铃的时候，有人轻轻推我，说该起床了，该上课了。我不知道她是谁，我一把抓住她的手问你有药吗，头痛的药？她说没有。她当然是不会有的。寝室里除了我，没人有这种头痛病。我的头痛的毛病。我默默恳求她，替我请个假吧，让我知道自己在疼痛，让我有药，让我有病假，让我留下痛过的痕迹。因为那没有痕迹的痛，是痛在心上的。然而她的手从指间抽走，什么也没说。
于是今天，我旷课了。
我在床上躺了一整个白天，没有睡着。我不能睡着，我怕噩梦的纠结。我只能这样平稳地躺着，让我的头少一些震荡。
写字台上的圆形水缸里，可可伸长了脖子，把脑袋贴在玻璃上瞅我。可可是宇宙翔送给我的乌龟，买来的时候还没半个手心那么大，背上有黄绿相间的花斑，五官端正，爬行特别灵活。我在缸里铺了些碎石，它的生活就更悠闲了，每日往返于沙滩海洋之间，东张西望，乐此不疲。我忽然想起好几天没给它喂食了，夏季是它胃口最好的时候。我有点内疚，如此感伤的岁月，不如把它放进冰柜里，早早冬眠去吧。
窗外传来一阵动听的旋律，是洛杨在弹吉它。每天黄昏将至的时候，他都会坐在湖边一棵垂柳下练吉它，有时边弹边唱，唱《光阴的故事》。洛杨是校乐队Ｒｏａｍｅｒ（流浪者）乐队的灵魂，也是我们剧团的音乐编辑。洛杨会写歌，有他在，我们剧团永远都有原创的背景音乐。每次表演，音乐在关键时淡出，给人以巨大的震憾，把剧情推向新的高潮，举座哗然。洛杨的音乐太有感染力了，洛杨的才华是艺频及整个戏剧社都引以为荣的。
我在床上翻了个身，头痛减轻了些，便挣扎着起来去戏剧社。我不在乎做世上绝无仅有的耽误时光的人，可我不得不去戏剧社。那不是我一个人的事。
校园里时不时的有人走动，小桥流水，吉它悠扬，年华不是骤然老去，年华是在如此休闲的风景里悄悄走向亘古的。
剧场里空无一人。舞台上一片昏暗的灯光和一张道具床。
我走上台，坐在床上。床上几件从舞蹈团借来的天鹅们穿的芭蕾裙，因为我的存在而有了阴影。可是，真正让人有情绪的物质却是观之无形的，能够忘却的也同样能够刻骨铭心，我忘不却。
“宇宙翔，你在吗？”我望着台下空荡荡的观众席，“宇宙翔，你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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