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您当然躺着，您是病人，怎么舒服怎么做。”
她这才像在家那样，躺到病床榻去。
陪妈住院以后，因为老是在她身边转来转去，就嗅见她身上有股没洗净的汗味。我才想到，靠小阿姨给她洗澡是靠不住的。可见其它方面托靠小阿姨的结果大概都是如此，我更加为自己把妈大撒手地撂给小阿姨就走而自疚。
从我一嗅到这股味道起就下了决心，我对妈说：“以后我再也不让小阿姨给您洗澡了，我给您洗。”
她好像很满意这个安排，从这个安排中她大概感受到了人们常说那种“老来福”。以后，小阿姨再要给她洗澡的时候，她也不说不让她洗，她说，“等你阿姨给我洗吧。”
给妈洗澡，是我们共同的享受。每当我洗出一个干干净净、清清爽爽的妈，给她擦干净身上的水、换上干净的衣服，我就感到一种宁静的愉悦。
趁着这个日夜相守的机会，料理了平日早该为她料理、却没有认真为她料理的一些琐事。比如更换内裤已经失去弹性的松紧带；按照“脚垫净”上的说明，为她治疗脚垫等等。
手术后妈奇怪地问：“我的脚怎么不疼了？”
过去她一走路脚垫就硌得她脚疼，这回我严格按照说明书上的用法，按时给她贴药换药，她的脚垫果然一天比一天小，最后竟完全消失了。
我本来以为妈的脚垫是治不好的，因为在美国的时候也曾用美国治脚垫的药给她进行过治疗，却没有什么效果。现在家里还剩有妈那时没有用完的药，和她的一些遗物放在一起。
看来不是治不好，而是没有认真地给她治，让她的脚白受了多年的罪。
我不能说美国的药不灵，只能说中国人的脚垫和西方人的脚垫可能大不相同。他们走的是什么路，我们，以及我们的母亲走的是什么路？他们的脚遭过什么样的罪，我们的脚又遭过什么样的罪？他们的医生只能根据他们的脚设计适合于他们的药，他们的医生怎么能理解我们的脚有过什么样的遭遇？既然不能，怎么能指望他们设计的药能治好我们的脚垫？
平时从没有拿出过这么多时间陪妈，只有在妈病成这个样子的时候，才想到好好守着她，以为这就能守住以前不曾好好守过的妈，只是，晚了！
等到她无时不在盼望的、可以和我日夜厮守的时候来了，她却抑制不住地昏睡。住院以后，每天只有吃过晚饭到七点多钟这两个小时是清醒的。
不但昏睡，对身边的事物有时也不大清楚了。老是把医院说成学校，把大夫说成老师，还把我们的病房说成是家里的客厅。我想这是因为她做了一辈子教师的缘故。她好像知道自己的意识已经不甚清楚，就更加反复地说到医院和大夫，而一旦出口，却又变成学校和老师。可是我不能纠正她，我不愿向她证实，她的疑惑可不就是真的。
只有对我们的爱，是永远清醒着的。
她的生命即使到了靠这最后的孤注一掷，来决定生死存亡的关头，也还在为我着想。
朱毅然主任打算再给她做一次核磁共振的时候，她掉泪了。瘪着嘴说：“又要为我花钱了。”
再一次掉泪，是因为听说我向机关借了一万块钱付医院的押金。她说：“为了给我治病，你都倾家荡产了。”
那时她虚弱得几乎哭不动了，恸到深处，也只能是几滴清泪罢了。
那几滴衰老的泪，挂在她被疾病折磨得变了样的脸，让我倍感伤情。我强做欢颜他说：“瞧您说的！何至于倾家荡产？您又发挥您的想象力了，我看您才应该当作家呢。再说了，买条人命才一万块钱，比买间房子便宜多了。我们现在为您花的钱，怎么能抵得上您当初吃糠咽菜、等于乞讨为生，拉扯我们长大时花的哪怕是一分钱！更不用说您每月还有一百六十多块钱的退休养老金呢，您根本花不着我们的钱。”
这可以说是妈一生中的最后两次泪，从此，到她清清明明地知道，她在这个世界上已经没有几日可以盘桓，并且不动声色地独自怀揣着这个惨痛的隐秘、走完她最后的人生时，再也没有流过泪。
※ ※ ※
入院初始不过是做各种检查，检查结果是各部器官都没有问题。我那时很乐观，妈也很乐观。以为不过就是垂体瘤的问题，只要抗过手术，我们还会有不算短的一段好日子。我还得寸进尺地想，经过这次手术，消减了这个隐患，她的身体可能会更好一些。
医院里晚饭吃得比较早，通常是下午五点钟就开饭了。我们虽然自己弄着吃，但也遵守这个规矩。吃过晚饭，我就搀着她在病房的走廊里散步。
病到那个地步，并且眼看就要上生死难卜的手术台了，妈却没有流露半点要我安慰、开导她的悲戚和惶恐。有好几次，她甚至甩开我搀扶她的手，自己甩开膀子做正步走。我捧场地说：“妈还真行。”
听我这样说，她浅浅地、亦庄亦谐，甚至还有些调皮地笑笑，说：“念小学的时候，老师就是教我们这样正步走。”
那一阵，或者从那时开始，不，也许是从一九八七年妈得甲型肝炎后，我觉得我变成了妈的妈，而妈变成了我的孩子。
这期间，我曾寄希望于妈的垂体瘤会像大夫所期望的那样，属于密鲁素瘤，那就不必手术，有一种进口的针剂就可治愈，可化验的结果偏偏不是，真是天绝我了。
52书库推荐浏览： 张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