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请金井释放郑国烟的时候，金并对林医生说：“日本打得不好，日本人将当亡国奴了，中国人总是有办法的，你看好了。”林医生告诉我这番话，我想，怪不得金井对林医生是有求必应，有他的想法——日本形势如此，对中国人落得放个人情，则对自己也有好处。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知林医生是左倾分子为共产党做事，遂将他创办的博济医院封闭了。
林医生在合肥市任省立医院副院长的日子里，承担了许多医务科研工作，情于1992年9月22日，在安徽合肥市病故，哀矣！
[附记：张钖祺三人被捕事，是谁指示我营救已忘了。1978年，林医生来信告知，是张钖祺的弟弟到我家告诉的。]
第三十章 抗战胜利后的地下工作
一、营救儿子大明回家
1945年8月6日，美国在日本广岛投下一颗原子弹，9日又在长崎投下一颗。苏联又出兵东北。由此，日本帝国主义者在8月15日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3日，正式签订无条件投降书，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至此彻底宣告失败。中国人民与全世界人民的心情一样激动、愉快、兴奋，中国八年的英勇抗日战争取得了伟大胜利。在抗战刚结束的同时，蒋介石不顾国家存亡，又要发动内战（中国共产党则称为解放战争），我非常气愤。此时，我更想为党的事业多做些工作。
我儿子大明，在四川成都“蜀华中学”读书，高中二年级的时候，正当抗日战争处于危急阶段，他作为一个爱国的热血青年，于1944年毅然投笔从戎，参加了中国青年远征军，同一些参军的同学集体分配到中国远征军新一军，军长是孙立人将军。大明儿作为一名士兵扛枪打仗，直至抗日战争胜利结束。
胜利后（1945年底）大明在香港九龙托一起参加远征军的周骏之带给我一封信，告知：他们的队伍已停留在香港九龙，不日开往东北。很想回家无法脱身。我晓得去东北是打内战，即嘱国瑛女急找杨虎，请求他写封信给大明的顶头上司孙立人军长（杨虎的学生），请假二周，回沪探母后，再去东北。杨虎当时就嘱秘书写就，国瑛持信乘往返飞机将大明救回上海凡尔登花园家里。家人分离在长期的黑夜里，彼此经受了无数的灾难才骨肉团聚。母子拥抱眼泪湿面！后闻和大明一起参加远征军的八九位同学，在东北战役中牺牲了好几人。他们都是青年学生，为抗日未曾牺牲而死在内战中。
我和国瑛女，对大明说明了队伍开去东北打内战的性质。不久，大明人大同中学、江苏省南通农学院，先后念书学习。从1947年上半年开始，他在家庭和进步同学，其中一些是地下党员影响之下，对国民党政府发动内战和腐败极为不满，便参加了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反蒋学生运动，是学校内积极的组织者之一，先后两次被校方开除。同时又参加了地下党的外围组织“通院团契”，从此走上了革命的道路。解放后他一面在南通农学院念书，一面又负责该学院青年团的工作。于1950年调至南通市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市委任学生部副部长，1951年调北京中央农业部进修，并转至北京农机学院工作（现改为北京农业工程大学），于1983年离休。
1957年反右时，大明儿被错划为右派，劳动三年。1962年摘去右派帽子，后在“文化大革命”中又因为保护干部子女被批斗开除公职，吃苦不少。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于1979年彻底平反昭雪。
他1947年参加上海地下党领导的组织，1949年入团，1951年入党。
二、独资创办永业印刷所、协森印刷局
时间约在1945年春末，我派人去新四军找陈同生（当时任新四军联络部部长）说：我回国了，要继续找党组织接上关系。陈同生汇报军部。当时，知道我的曹荻秋（新四军行政公署主任、解放后任上海市市长）、高原（新四军敌工部副部长）二位介绍我给向明同志（新四军苏北区党委书记），说我过去曾为党做过不少工作。
与此同时，李亚农、陈同生、曹荻秋又向饶漱石（当时华中局代书记、兼新四军政委）汇报了有关和我联系的事。薛尚实（新四军敌工部部长）见饶漱石重视这事，于是在1945年3月左右，转达党的指示要我创办秘密印刷所，准备在新四军进攻上海之时，出版报纸、印文件、指示、宣传品之用，由我出资会同城工部来沪的任百尊协助办理。
我同意按薛尚实的指示办印刷厂，做文化宣传工作。唯当时因“锦江”两店在业务、经济上还在整顿中，难能抽出更多的款子，只好开个头。继后，约在当年夏初，我从锦江抽资，由任百尊出面着手盘人马浪路（现名马当路）三七七号永业印刷所（用原名）。未领执照，秘密经营。
三、田云樵、张执一同志先后到沪
约在1945年7月，永业印刷所开门不久，向明、高原、曹荻秋三位共商决定：派在新四军敌工部工作的田云樵同志代表新四军党组织来上海和我联系。他住在永业印刷所，我俩见面是在锦江二楼亭子问圆桌旁，彼此虽然初次碰头却似久别重逢的老友，我们谈话是那样不拘谨，亲切而坦率，我们共同憧憬着光明的未来，对革命形势的大发展与党在人民群众中威望日渐高涨，对革命胜利即将到来，充满着信心！
同时，也谈到了在革命前进的路途中，还有不少艰难险阻，还要为革命事业努力工作，争取胜利的早日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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