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5日上午，上海地下党策反工作委员会成员田云樵，在小沙渡路（现在的西康路）劳工医院内，与解放军八十一师政委罗维道同志联系上了，共同商量如何解决苏州河北岸的残军问题。在沪西苏州河北岸沿线据守的蒋军是国民党五十一军。
田云樵提出：派人过河策反五十一军，阵前放下武器。罗维道同意这个意见，前线指挥部聂凤智亦赞同，并要求即速进行。田云樵立即找来原国民党国防部少将部员王中民，派他过河策反五十一军。主中民过去，见到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副司令员、五十一军代军长刘昌义（刘与王过去都是东北军，既是同乡又是老朋友）。通过王的说服动员，刘昌义接受了阵前放下武器的办法，罗维道、田云樵陪同刘昌义到解放军前线指挥部，由聂凤智出面谈判，一直谈到深夜结束，并报陈毅司令员。
陈毅即下令接受刘昌义起义，指定由刘将国民党残留部队，于26日中午集合待命。
解放军顺利地过了苏州河，从此，结束了上海战役，上海全面解放了。
解放军进入上海城，秩序井然。八条安民布告、解放军的三大纪律（一切行动听指挥，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一切缴获要归公）八项注意（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不打人骂人、不损坏庄稼、不调戏妇女、不虐待俘虏），以及他们不占民房，睡在老百姓的屋檐下，老百姓的一口水都不喝，深得人心。5月27日，解放军举行了人城仪式，宣布了上海的新生！
上海解放过程中，全市水、电、煤气、电话、公共交通、公用事业等因得解放军的极力保护，以及上海地下党的配合（上海解放前夕地下党就秘密组织了地下保安队和宣传队，主要是工人、学生和职员中的党员和积极分子参加）故从未中断。
不久，重要商业区先后开门营业，秩序良好。这在上海历史上、甚至在世界大城市的政权变动的历史上，亦属罕见的。多年后，我和田云樵同志一起回忆这段历史，仍感到激动不已。
三、终于迎来了全国解放
上海解放后，我回想起1946年初，正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召开时候，国共两党正在和谈，美国马歇尔来华，借口调停实际支持国民党。蒋介石撕毁重庆“双十和平协定”，发动了内战，受到全国人民的反对，而拥护共产党建设新中国。
内战又开始，国民党蒋介石宣布六个月内消灭共产党和八路军、新四军，按当时的兵力对比，国民党部队四百多万，共产党军队不到一百万。武器装备及经济方面，国民党都有美国提供援助。解放军是靠战场上缴获的武器武装自己，而根据地及兵力都是分散的，经济上也非常困难，全靠人民群众支援，所以叫“小米加步枪”。
在蒋强我弱的形势下，在三年半的解放战争中，共产党采取了依靠马列主义理论、英勇奋战的解放军和统一战线三大法宝，以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铁的纪律；加上广大群众在政治上、经济上不断斗争：工人罢工，学生罢课，游行示威此伏彼起。职员和进步民主人士向国民党蒋介石强烈地提出了反饥饿、反内战、拥护和平建设的口号。在军事上，共产党又采取了不计一城一地的得失，以游击战结合运动战，以消灭蒋军有生力量为目的，艰苦战斗着。尽管蒋介石不断地抓壮丁、补充他们的部队，敌我形势还是有了根本的变化。从1948年，解放军举行了大反攻，接连取得了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的胜利。
推翻了三座大山，如拨开云雾而见青天。新民主主义革命得到胜利。红旗在天安门广场高高飘扬！
我久盼着的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自由，人民再不被剥削、凌辱的时代终于实现了。现在将要开始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多么令人兴奋！
解放后，邓大姐。刘晓、潘汉年同志等在锦江三楼东厅会聚、畅叙痛饮，这是毕生难忘的一次最愉快的时刻。
上海解放不久，抗美援朝之前，秦德君、张凤君、李知良合办了生产教育社，地点在上海环龙路（原名）。初步有缝衣机几十部，我亦投入了几部。秦德君因事北上北京。该社由我及李知良、张凤君负责。我原想扩展为全为妇女的大厂，后因政策关系合并给上海市民主妇女联合会统办了。
1950年10月下旬，抗美援朝开始，爱国人民发起了捐献飞机大炮的号召。锦江在法国公园（现名复兴公园）设立了临时分店，盈利所得响应了捐献的号召。
四、劳资纠纷
1950年初春，因锦江职工不知道我的政治面貌，盲目地大闹劳资纠纷。有天，职工来办公室，突然叫我到二楼大厅。我进厅，只见靠近厅西有一张长桌，职工们正对长桌一排排坐着，我则坐在长桌中间面对他们。围墙贴满标语和八条布告，气氛严肃。我不知什么事，坐下未语。顷刻间，有些青年职工嚷起来了，指着我说：
“你靠我们赚钱发财，现在要和你算账了。老实告诉你，今后的‘锦江’要由我们来经营管理，你得听从我们的。”“你们要和我算账，很好，把两店送给你们吧！”
“我们不要财权，没有这个权利。”“那是不行的，你们还不会经营管理，几个月后‘锦江’关闭，你们失业，有什么好处？”他们面红耳赤地和我争论了一阵。另有几位青年职工站起来：“明天请工会出面，我们派代表，你可请酒菜业公会主持，同去市劳动局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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