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我曾诚恳地写了一封信,劝杨虎千万不要和陶圣安复婚上当。吴克坚又三次约他吃饭想挽救他,判刑后安排他住院,你又去医院两次劝他。这些,党和政府对他已仁至义尽。”
四、迁居北京
北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过去有几个朝代在北京建都,现在是全国人民的政治文化中心,是全国人民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土向往的地方。过去我到过北京,当时所见印象最深的是人烟稀少,尘灰满城,晴天脚下地便一阵烟土,雨天则满鞋是泥浆。真是无风三尺土、微雨一街泥。妇女们上街必须用纱巾盖面,小胡同多如牛毛数不清,因而交通工具只有能坐一人的、狭窄的小三轮车才能通过。居民住房,除东交民巷有外国人盖的洋房外,整个城内几乎都是矮的、小的、旧的、破烂不堪的平房。甚至商店门面房亦复如此。北京城的今昔相比天渊之别。所以,现在我爱北京。因想到我离沪后,对所担任的职位无甚妨碍,且子女又都陆续由沪转来北京工作。迁居北京,对工作生活能相互照顾,遂于1960年底,我由沪迁往北京。我到北京站时,全国政协特派联络处赵公勤同志来接我到金鱼胡同和平宾馆住下(当时无合适的住房、暂住这里)。记得小赵为我拿行李,他进房靠里面床沿坐下,累得说不出话,直喘气。那时,赵同志还是一位亲切活泼的小伙子,光阴似箭转瞬间他已退休,我则耄耋老人矣!
五、上海招商局陈天骏先生
1961年春的一天,见天气晴朗正想出外散步。不料原上海招商局船长陈天骏(号肃亮)先生突然进门。他放下拐杖坐下,满面愁容,并不寒暄,直截了当地说:
“董大姐,我有件事想了好几天,只有求您帮助。”暗想:他原在上海是锦江座上客、知名人士,可是我和他素无私人交情,何以来求我?我问:“陈先生您家住在何处?”“住东华门孔德东巷六号,几间小平房里。”“您有什么困难事?请说吧!”
他说:“我在交通部远洋局任总工程师,月薪二百八十元。1957年鸣放时,我说错了话,被划为右派,下放街道了。从此,一文不入,生活发生困难。一家老小八九口人,最小的女儿只八岁,全靠长子每晨去街户人家送牛奶,与我爱人每天去皮鞋摊上修鞋,月入十八元补贴开支。爱人双手经常磨出血,带着血迹回来,这样的生活已过了三年多。现在可卖的都变卖了,仅靠母子二人这点收入,怎能过活呢?已到了山穷水尽无路可走的地步。闻您到京,特来求您。”我说:“您是上海招商局的船长,航海界有名望的人,解放后,怎么会到交通部工作的呢?”他说:“说来话长,我在香港时,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斗争,于1950年11月,从香港将招商局的十三艘轮船和船员起义回来后,被分配在交通部远洋局工作的。报刊有登载、周总理有书面表扬。因此派任此职。”我问:1957年呜放时,你说了什么呢?”
“我说原在香港时候讲好的待遇,如子女读书、居住、工资等都未兑现。”“右派是敌我矛盾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每月应有三十元生活费,你有吗?”我问。
“从未给过。”听完他的一番话,觉得如此有功之人这样对待,有损统战政策。我俩彼此沉默片刻。我说:“陈先生,您的问题,首先要摘掉右派帽子。但是您的关系已落到居民委员会了,比较困难。”当时,我边做他的思想工作,边劝他勤劳街道工作,改造自己,按毛主席讲的——做有劳动观念的知识分子。同时告诉他在街道上应做些什么。如每天清晨扫街,主动地按办公时间到居委会帮助她们做些文书工作。叫你做什么,就做。只要勤劳,群众眼睛是雪亮的。我想这样,一年之后居委会会给你摘帽的。那时,请您将十三艘船起义的所有证件和周总理的表扬照片统统带来。我代您向上反映。”我们谈了多时,并提醒他保重身体。他说:“我一定接受您的建议。”他含笑地走了。
一年后,他来我家里,异常高兴地说:“董大姐,按您的劝导,我回去后都照做了,每天清晨扫街道,每天去居委会协助她们搞文书工作等等。因为接受了您的启发,想通了,反而越做越高兴,因此人们对我的印象不错,右派帽子在前天宣布摘掉了。现在,我把起义的一切证件都带来了。”当时我也很兴奋。我立刻向中央统战部如实地做了反映,统战部工作认真迅速,只两周就恢复了他的原职,工资定为二百一十元,比前少七十元。但他也很满意。全家如鱼得水,对党不胜感激!我们两家从此也做了好朋友。
陈天骏先生恢复工作后,在他兴高采烈继续工作的岁月里,曾写过和翻译过有关航海的资料,并翻译了《航海大辞典》。
附述:我顺便介绍一点陈天骏的简况:陈天骏先生原籍浙江省海盐县人,身材不高,经常手持拐杖,神采奕奕,走路颇似英国绅士派。出身不富,靠自己发奋图强。为人和蔼,秉性坚而仁,早期毕业于上海吴油商船专科学校。中英文程度极高,又是位书法家,无论篆、隶、楷、行书都写得极好。他在航海界有一定名望。国民党政府时期,他曾任驻墨西哥领事。后来对国民党政府不满,加入了农工民主党。
在抗日战争胜利后,他担任上海商船驾驶员总会秘书长。他发动驾驶人员同当局多次斗争。因他的言行惹怒了上海警察局特务毛森。毛森要对他下毒手。经招商局船务处长黄慕宗,总船长马家骏的帮助,和总经理徐学禹的批准,将他调往香港招商局。陈天骏脱险到港后,和中国共产党连贯、吴获舟等取得了联系,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他和香港招商局副经理杨先生、船员、员工一起秘密地活动,并和台北招商局巧妙地周旋,经过几个月的斗争,将十三艘招商局轮船聚集香港,台北当局虽察觉已无可奈何。此后,又经他带动几次斗争,于1950年1月15日,香港招商局船员和十三艘停泊在香港的招商局轮船,同时升起了五星红旗。此后,他又带领船员经过十个月的斗争,十三艘轮船终于驶到上海黄浦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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