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仓皇返京
次日拂晓，天色朦胧，好心的邻居刘同志偷偷过来送我。刘同志代我拿些不被人注意的东西。我俩细声轻步下楼，看门王大爷问我：“你上哪里去？”“去医院看病。”“这么早？”一要排队挂号的。”我说。他又问刘同志说：“你今天这么早就去上班了？”“有事要早点去。”刘回答。我们一出大门如鸟出笼，似鱼得水，我俩加快步伐小跑，到了上海妇女联合会斜对面的公共汽车站，彼此喘了口气。其实，看门王大爷已告诉我，北京的红卫兵早已回北京，还怕什么！但我们还是心惊肉跳。深深地谢过刘同志后，我从这里乘车到常熟路红玫瑰理发店等候成宝，等了一个多小时也不见她到来。正在焦急怕误车点的时候，忽然多年不见的徐静龙（曾受我搭救过的洗衣店老板的长子）迎面而来。他惊诧地问我：“董先生，你怎么？
这么早一个人在这里，有什么事吗？”“我在等成宝送我去北站回北京。”我说。
他立刻说：“时间不早了，我送你去。”遂叫好一部双人三轮车。沿路上，他问我答，把这次在上海遇到的事，简单地向他叙述了一番。他说：“早知道，你住在我家就没事了。”意思是：他家是工人家庭。
到了北站，也不见成宝。后来知道她听错了。幸好有徐静龙帮忙，否则真无法上车站。车站人群拥挤、混乱、嘈杂。整个车站比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车站和难民还要乱。未上车头就昏了。我挤在乱七八糟的人群里，坐在别人的行李上，徐静龙给我买了蛋糕，护我挤人，检票进站，进了车厢。我在窗内，他在站台上，互相挥手告别。他的一片热忱令我感动。他没有辜负他父亲的遗嘱——不要忘记董先生，不要忘记在蒋政权面临崩溃、滥发金元券的时期，董先生搭救我们全家的恩情。
车厢内秩序混乱，肮脏，臭味熏人，随便吐痰，屑片废纸丢得满地。好些乘客低头接耳在偷偷地议论着文化大革命，你一句，我一言，轻声交谈，不知说些什么。
坐在我对面靠窗的一位女青年，突然大声唱起毛主席语录歌：“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还唱了其他革命歌曲，人们唱起来，我也跟着唱。为什么？自己也不知道，但当时的气氛却使人感到应该同声和唱，不唱不行。有位解放军走近这位女青年身边，称赞她，认为她是革命的积极分子，女青年则得意洋洋。广播里也不停播出“颂扬”文化大革命的歌曲，车厢里乱哄哄，有的乘客睡不好、休息不好，表露出不耐烦的神态，但也无可奈何。
恩人刘广桢，因在当时形势下彼此的处境无时不在紧张的状态中，故彼此只知姓名、不知身份。他对我亦复如此。从那天清晨他冒风险送我上公共汽车分手后，已二十五年，一直不知他在何处？惦念他的康乐？突然于1991年5月前后，好心的绿衣邮使送来了消息，我收到他的两封来信真是喜出望外。原来他曾在国内搞了四十年的技术工作，担任工程师，总经理职位。于1989年去美国洛杉矾探望病危的大姐，大姐病故，被亲友留下，现任美国雀士顿股份有限公司顾问兼中国总代表。他在信中告诉我有关他的家谱：他的表哥是李赣骚、李赣驹，叔叔叫刘永叶，叔公是刘崇佑（已故），姑父是李烈钧，舅舅是邹韬奋、舅妈是沈粹镇，曾祖父刘攻芸（是林则徐的大女婿），祖父是刘瀛，父亲刘含章。据他信中所谈都是曾任过国家要职。
原来刘广桢出于将门之子，致有侠义风格助人为乐。刘广桢对我的冒险义助，我与家人永铭五中！
我在此亦谢谢叶尚志同志，将我北京的住址告诉了他，使我在二十五年后又能与这位有着侠义心肠的将门后代取得了联系！
第三十四章 回到北京
一、回到家中
次晨，即10月16日，回到北京。天气晴朗。在10月“小阳春”前，北京的天气是最好的。天高气爽，满城翠绿，郁郁葱葱。以往国内旅游人士多数在这季节来到北京观光，游览名胜古迹，一览新中国首都风光。可是今年异样，似乎有什么力量在扭转着乾坤。
上午10时左右到达永定门车站（当时因北京站仅准外宾出入）。我走出车厢，见下车人都是自己提着、抱着、背着行李，无人言语只有脚步声，急急忙忙往前挤。
我则放眼四面张望，见无人来接，只好也拖着行李颠颠簸簸走到出站口。只见人涌如潮。家人国瑛女、大明儿和未婚儿媳杭贯嘉拥挤在接人的人丛中，满面激动、喜悦和紧张的神态在等候着我。但我们一见面已心领神会，很自然地彼此无言。他们急忙替我接过行李，像小偷似的，立刻转身，本能地放开步子快走。我也自然地跟随着他们后面，一步也不落下，向人群里窜去。我边窜边将视线四扫周围，观察情况。目睹川流不息的人群中，好些红卫兵、解放军掺在里面，都是铁板着脸，从四面八方在认真地盯着旅客，不知执行什么任务。拥挤不堪的男女老少们，脸上流露的表情是紧张、惊恐、阴沉，听不到欢笑声，听不到哭叫声，也无人吵吵嚷嚷。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行动节奏奔走着，犹如有一种什么力量在威慑着人们的心。人们在旅行中应该有的欢笑喜悦，全被这样难以形容的情景淹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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