衣服越破越难补，同号人互相供给零星碎片。曾有两次，姓余的难友送给我的一件白绸旧背心和自己的一条千疮百孔的内裤，已到收回针线的时间还未补完，我为此挨过队长责骂。
幼时的一件背心，现在的一件背心，时隔六十余年，春秋有异，感慨不已！
去厕所里倒马桶是几个“号子”的犯人聚集的唯一机会，有一次，一个老犯人对我们说：“旧公检法自由多了。吃得好，还有电影看，只要有钱，还可请服务员去外面买水果、罐头、烟卷，什么都可以。现在所谓‘新公检法’，实行的是法西斯一套。”
我们左邻“号子”有一个女犯，据说因案情严重，隔离审查很久了。每逢过年过节，总是听她提高嗓子在喊：“向毛主席拜年！拜节！毛主席万岁！”在我们楼上又有个女犯人，每天唱歌，歌声清亮悠扬。每听到前者的叫喊、后者的歌唱所传来的令人断肠的音调时，我们“号子”里的人无不泪下！几个月后，再也听不到了。
我们偷偷地问劳动犯人，据说，早就经过太平间出去了。
有时，听到圆厅里队长的惊慌失措的声音，嚷着：“发疯了，发疯了！”有时听到“完了！完了！没有气了！”有时听到男犯在大哭又大叫，有时听到黑夜里的脚镣声。这些都是屡见不鲜的事。我当初还感到心惊肉跳，久则麻木无动于衷了。
1969年12月气候严寒，万木凋零，监牢内外气氛萧瑟。某日，突然又叫收拾行李走。原来是调换到另一院的一幢大楼。这楼不像东小楼有暖气，房间大，十二人共住还很宽敞。虽然人多，到底无炉火还是受不住寒冷。白天每个犯人背着棉被，在左右两张床间的空地上轮流踱来踱去。有一天，深夜2时左右，忽然队长吩咐起床准备行李。大家唉声叹气，不知又有何不测之事，立刻起床将所有东西收拾好，坐在床板上，鸦雀无声地等候命令。一会儿，女队长来了。问：“行李收拾好了吗？”
“都收拾好了！”同声回答。“那么等着不要乱动！”十二人都静悄悄地在紧张的情绪下规规矩矩听候下一步的指示。刹那间，听到窗外一次又一次“切切擦擦”快步的声音，如战争来临的景象，直到拂晓脚步声逐渐消失。队长开门说：“大家睡下！”谁还能睡觉！后来知道这是一场军事演习，试验我们的警惕性高不高，是否服从命令。大家议论，瞎猜一阵，有一人插嘴说：“恐怕要打仗了。”另一人说：
“难道苏联要和我们开火了吗？所以要试验演习。”在这些日子里，每天叫我们到没有取暖设备的过道走廊里蹲在地上搓煤球，还要督促我们，看谁做的又多又好。
几天后，我的脚麻，手也肿了。但我还是觉得比坐板床挨冻好。
三、频繁换“号子”
冬去春来，又调回东小楼，这回我被调到十三胡同“号子”，都是不认识的。
一个是未毕业的大学生，她的特点是：刷起牙来至少二十分钟，大家讨厌她挤在马桶边刷个不停，但她并不在乎。一个是农村公社的年轻人，年纪约有二十三四岁，身体强壮，长得还不错，两只乌黑的大眼睛，在“号子”里肯揽事做，大家对她印象满好。因得队长的宠爱，每天被叫去打扫圆厅的卫生。“号子”里人都羡慕她，每天能出去劳动，活动身体。同时也羡慕她的案情转轻了（一个犯人一旦被队长叫出去劳动，标志着案情转轻，这是老犯人偷偷地告诉我们的）。另外一人年约四五十岁，据说姓李，满脸横肉，笑对皮笑肉不笑的，两只眼睛总是东张西望，注意“号子”里每个人的言行。后来知道这人是管理员队长的“特派员”，专门监视犯人的动作言行，打小报告“立功赎罪”。
我们睡的位置，按规定秩序是：从进门左起，大学生、“特派员”、农村公社来的年轻人和我。有一天半夜，这年轻人突然把我的棉被揭开，死劲拖我到她的被窝里，口里叫喊着黄什么名字，两眼睁得老大瞪着我。我从睡梦里醒来，吓得我用力推她推不开。我趁其他两人上来拼命按住她时，便一步跳下床，急急敲门，叫：
“队长！队长！快来！快来！”丁队长来了，一面问什么事，一面急忙开铁门。见这年轻人赤身裸体站在板床左角冲着大家撒尿，大家按不住她。这里的女队长都经过训练的，丁队长踩上床板，飞步过去，用手铐“克嗒”一声把她锁上押走了。她走后，搞得我们拆洗衣被，忙了一阵。大家嘀咕说：“真倒霉，和这样的疯子睡在一起。”埋怨了半天。队长的“特派员”告诉我们：“她是北京郊区某公社的妇女干部，满聪明能干。群众对她印象不错，因为她和丈夫的父亲通奸，把婆婆杀死了，才抓来的。老董（指我）年老发白，她误以为是公公，她喊叫的名字就是公公的名字。花痴了。”大家恍然大悟。我低头沉思：原来每夜挨着我睡的，是一个现行杀人犯。唉！
花痴走后，换来一人，也是农村妇女，约四五十岁，瘦长身材，一双小脚，初看面貌还和蔼，但说话动作，确是妖气十足。我们经受了抓走的年轻花痴的折磨，对此女则暗里议论，队长的“特派员”又告诉我们：“这也是杀人犯，她有丈夫，子女各一，姘上一个年轻人，共谋把丈夫杀害了。”“号子”里一个是杀人犯，一个是队长的奸细，因而，我和大学生俩老是战战兢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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