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下午2时左右，队长叫我跟她走。到了圆厅，见到原来带我进来的审讯员。他对我说：“随我去！”到了一间照相室，见一些人在拍照、打手印。见状，我顿时怒火冲天，这是惩罚犯人的，我有何罪受此侮辱？又想：大丈夫能屈能伸，照吧！印吧！照完相，打完手印，在回来的路上，心里异常悲痛。万料不到自己落到如此境地！回到“号子”有感，写下：
除私心
孤叶一片谁问津，
世间穷富不公平。
人类乐园非蜃楼，
私心渊源有时清。
爱真理
少时孝亲苦卖唱，
中年扶幼奔四方。
爱国爱民爱真理，
摒弃荣华志向刚。 一九七一年冬
四、悲喜交集
1972年10月13日午饭前，队长神秘地对我说：“你跟我走。”到了圆厅，比较和气的审讯员手一指说：“走！”我跟在他后面，转了几个弯，到了另外一院。那里是刚刚刷新维修过的平房，他带我进了客厅。脑神经已麻木的我，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似的，东张西望，颇为新奇。但也感到莫名其妙，为什么到这里来。审讯员指着沙发对我说：“坐！”我呆坐着，胡思乱想，摸不清他们要干什么，突然进来五六个穿军装的人坐在沙发对面。约半小时多，另外一个审讯员看看表，突然告诉我一个令人惊喜万分的消息：“今天让你接见家人，等一会儿就来。”我悲喜交集，不知如何是好。然而，我依然是将信将疑地等待着。刹那间，国瑛女、杭贯嘉儿媳、严维德、外甥女小琪，特从四川重庆赶来的大明儿，他们喜笑颜开，一哄而进，争先恐后地拥抱我，吻着我。国瑛女首先说：“妈妈呀！五年来一直不知你在何处。”
我们在高兴心情中彼此不约而同地叙述了分别五年的健康和学习情况。在谈话间，我们不时眼扫监视员们的神色，他们似乎对我们的谈话颇为满意。当时百感交集，千头万绪不知从何说起，彼此感触万千，但在监狱严格监视的压力下，大家都忍着眼泪，吞着苦水，装着笑容。约一小时后，管理员吩咐回“号子”，临走，彼此含泪带笑依恋分手。大明儿在厅门口大声叫道：“妈妈再见！妈妈再见！再见！”……
声音越来越小。我笔至此不禁辛酸含泪！回到“号子”，难友们抢着问：“叫你出去干什么？”“见到了家人。”一人听而不语，另外二人高兴地说：“你真的快出去了，恭喜你。”我笑笑，盘腿坐下，沉思刚才的情景，是做梦呢？还是大家演了一场讽刺性的滑稽戏？这难道说是人世间应有的事吗？
五、回家监外就医
就在见到家人后的第十天午饭前，“克嘟”一声，铁门打开了，队长脸上不见凶相，吩咐我把行李收拾好等着。一会儿叫走出“号子”，到了对面胡同第一间，里面只有一把椅子，别的什么也没有。她叫我把行李放下，指着椅子说：“坐下！”
我感觉很蹊跷，坐在椅子上左右摇摆，颇为自得其乐。大约两个小时后，姓邓的审讯员进来，叫我拿着行李跟他走。弯弯曲曲的小道走了一阵，他开口说：“你回家了。”我几乎愣住了，突然而来的这句话，使我心弦跳动，惊喜交加。接着他又吩咐：“出去后，千万不要把在狱里的情况告诉任何人。否则，对你不利。记着！”
“晓得。”我回答。到大门院内，吉普车停在那里。他转身叫我进传达室，拿回了进来时所有存放的东西，以及家里送来而队长未交给我的衣物、照片等等。姓邓的和原来的审讯员一起出传达室，我向比较善良的丁队长握手告别，即使那个满脸横肉、凶险的队长，我也和她握手道别，她脸红了，没做声，只轻声问我一句：“东西都拿齐了吗？”我点点头。我知道她们不过是唯命是从的工作人员而已！何必与之计较。
三人上车，车上有围布，回家路上看不到已五年不见的社会新景象。车开到我家胡同的南口，曾到狱里探望的亲人早在胡同口等候，见我下车，皆怀着欢乐而忧伤的心情拥上来，“妈妈！妈妈！你回来了！你回来了！我们已等候你好久。”刚进胡同几步，胡同邻居小脚老太太摇摇晃晃加快脚步迎面上来，握着我双手，张大眼睛带着惊讶的表情看着我问道：“你是小琪的外婆吗？”“是的，老太太，你好！”
我问。“啊呀，你怎么啦？老了二十年了，天呀！”
我们进大门人客堂，我见墙上有毛主席像便行了三鞠躬礼。两个审讯员此时很客气地吩咐我好好休息半年，先给生活费五十元，医药费照样供给。又问家人：
“有问题可以提出。”国瑛提出要将大明从四川重庆调回家，以便协助家务，照顾母亲。他们答应考虑去办（结果无消息）。他们走后，当晚家人烧很多菜。黄鱼头原知不可吃的，经过狱中生活，深觉弃之可惜，殊不知吃后腹痛，又吐、又泻，立刻送进协和医院急诊。卧床半月，经急诊主治医生邵孝囗治愈。在病中，由杭贯嘉儿媳的同学张蓓蓓护理侍候我大、小便，整整十二夜。在此回忆之时，向她致以衷心感激！
啊！五年！五年！一场恶梦初醒，重见光明。回家后，家人告诉：前几年，小琪才十岁，差点受里弄泥瓦工的侮辱，故随舅舅去了四川重庆，也到过上海外婆家避难。又讲述无数老干部的惨痛遭遇，以及李承清如何受牵连事。这场十年“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的罪行是集罪恶之大成！感慨万分，我写道：
52书库推荐浏览： 董竹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