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有人来暗地告诉我丈夫在国内的情况：他回国后通过与唐继尧联系（夏之时在当都督时和唐继尧有深交），旋即转赴川滇黔边境赤水县。旬日后，唐就电令拨给驻黔滇军精锐一团交其节制指挥。夏之时即由黔赤水率军出师。未及一月，攻占川南合江、永川及壁山等县，作为驻防地，设司令部于合江。不久，部队扩充为三团（约三千余人），准备进军北伐，以协助完成护法大业。
听到这些消息，我心潮澎湃。想到专制沙皇被推翻，世界大战快要结束了，各国人民该过几年太平日子了。而在自己的祖国，军阀政府正变本加厉地和帝国主义勾结，把祖国和人民推向亡国灭种的深渊。国家分裂，人民无权，到处受外人欺辱，每想到这种种切切，悲愤填膺，恨透了帝国主义，恨透了卖国的军阀政客。和我在一起的爱国留日学生，都想在学成后为国家的独立富强贡献自己的力量。从那时起，我和来家的留学生们，谈论国际形势更起劲了。尤其是对于俄国能把万恶的沙皇推翻，更是百般兴奋。这时候我已听到一些马克思列宁的社会革命学说，对社会主义这个名词既感兴趣又颇为模糊。在我的脑海里，浮现的问题越来越多了。我常想：
无数英雄烈士的鲜血、生命换来的辛亥革命成果，只是昙花一现就丧失在窃国大盗袁世凯手中了。袁贼死后，中国政权又落到了北洋军阀的豺狼窝里，他们和帝国主义相互勾结，实行丧尽良心的卖国政策。若像俄国一样，把这些卖国的执政者打倒，全国统一该多么好啊！
二、扩大了革命视野
自从1916年初夏丈夫夏之时回国后，家中时常有男女留学生来串门，生气勃勃，活跃多了。我听着大家谈论祖国的大事、日本的动态和国际形势，尤其对于俄国革命形势的发展，大家都议论纷纷。他们还常谈到法国大革命的事和卢梭的《民约论》。
给我上课的两位日本教师和一个姓黄的四川男学生以及一位姓张的东北女学生，谈的更起劲。我在这时期不用说异常喜欢听这些谈话，并且看到留日中国学生组织救国团体，心里很羡慕。想待我学成回国，认真料理家务、好好教育儿女，多多协助丈夫办国家大事。此外，想为男女平等、争取女权多做些事。亦想创办事业，从经济上开路。
第八章 从日本去四川
一、师友饯行
1917年秋（民国六年），我在家读完东京御茶之水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全部课程后，本想预备补习法文，再到法国去求学，但接丈夫的电报，说他父亲病危，要我立刻回四川合江老家。
我收到这份电报，内心很是矛盾。怎么办呢？犹豫、思考之后，感到丈夫在国内努力干革命，为的是强国雪耻，我也该协助他为国家出力，这是我为国助夫的责任。何况他父亲病危，我是他的妻子，理应回去。留法读书一事，以后再说。我遂毅然回电，答应马上回国。
我的几位老师、朋友和东北的张女士突然听到我要离开他们回国的消息后，大家愕然，心里都很难过。中、日老师及友人十几位：数学老师松田，物理、化学老师林木，中文老师夏斧师，日文老师林木弟弟等（有些人都记不起姓名了）都要给我饯行。因为都不是有钱人，上餐馆太贵。大家主张，约好日子，每人自己动手烧菜，日本老师烧日本莱，中国朋友烧中国菜，在日本千驮谷我家里给我饯行，热闹一番。平时大家有事，工作、读书、上课，我则还要管理家务，照顾孩子。所以，除有些进步人士常来家谈论国事，讲些消息和老师们来给我上课外，朋友之间聚会较少，家里经常是比较冷清沉寂。可是饯行的这天打破了常规，突然变得异常热闹了。
日本矮桌坐不了几人，大家席地围坐，喝酒、谈笑、评菜。人人都称赞自己的菜烧得好吃，松田老师却很沉默，只是饮酒不作声，好像有什么心事似的。三岁的国琼女儿，平时因邻居不让她们的孩子和她玩耍，一直独自在室内玩弄玩具和在小院里玩玩沙土。但在饯行的这一天，她也非常开心，可爱的娃娃这间穿那间，楼上到楼下跳跳蹦蹦。天真的孩于只晓得热闹好玩，哪知道师情、友情、人生别离之情？
哪知道被外国人称亡国奴的耻辱！诸师友给我饯行后的第三人，是我动身的日子。
这天清晨，秋高气爽，气候宜人。日本码头干净而有秩序。轮船从船顶一直到船栏杆牵满了五色彩绳。启程人与送行人都表现出一种彼此依依难舍的心情。我也颇有感触，俗谚云：“别时容易见时难。”我和夏家四小叔（夏西逵）、国琼女上船时候，师友们都带着依依不舍的别情来送行。松田老师从人群中快步过来紧紧和我握手不放，轻轻地说：“想不到你这么快回国，舍不得你！”说完泪下，放手。松田和林木老师一直称赞我很聪明，突然地分手我也难过。从此未再见过面！
船快开了，码头上、船廊上，大家招手，有些人还摇摆着手里的布片手帕，互道珍重，互祝幸福……船的鸣笛声、人的嘈杂声交织成一首离别的交响乐，虽不甚悦耳，却颇动人心弦！船慢慢地离岸渐远，人们也络绎散去。而松田老师仍然站在码头盯住我们。船开得更远了，松田老师的身影也就消失了。我在船的甲板角上沉醉于师友聚餐饯行送别时的情景里。师友们啊！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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