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中运用唯物辩证法处理矛盾，从而能在复杂的事物面前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并有了克服困难的精神支柱。所以，我从不因被曲解而改变初衷，不因冷落而怀疑信念，亦不因年迈而放慢步伐。
1927年国共第一次分裂，蒋介石发动“四·一二”事件时，我营救了四川成都师范大学学生文兴哲。1930年秋至1935年我创办群益纱管厂、锦江川菜馆和茶室，直至解放。在这段时期为党的事业出资、出力，开展了革命的地下工作。
1950年，上海市委和上海公安局，为了中央领导同志在刚解放的上海工作方便及国际友人来访时有个安全的食宿场所，我就奉命将锦江餐馆和锦江茶室迁移扩大为锦江饭店。1951年6月9日，我主持举行了正式扩大的开幕典礼。我任董事长兼经理。
自从1930年在沪开始参与党的地下工作后，我对党的事业是忠心耿耿，即使在“一二八”事件，在沪被捕入狱四个月及在十年浩劫身陷囹圄五年余，对党的信念亦从未有过动摇。我的子女们与我血肉相连，患难与共，他们的爱国思想与我一脉相通，也曾做过不少有益于人民的工作。
严格地说，几十年为党的事业所做的一切工作是微不足道的，它在革命的洪流中不过是一朵小小的浪花而已。新中国成立后，我和子女们原想为振兴中华大干一番，但因客观原因与个人能力所限，们心自问又能在多大程度上符合初衷愿望呢？
春秋代序，九十余年的时光转瞬飞逝。回首自己过去的各个阶段：从幼年起，自己像是在梦魇中度过。童年时代就失去了欢乐。尤其是青年时期，抚育后代、孝养双亲的重担压在身上，真所谓历尽人间忧患了。当我在颠沛流离的生活中步步维艰的时候，怎么也想不到会在晚年的岁月里坐下来从头至尾写下自己的一生。因此，无论在革命工作或其他方面，就极少留存什么有助于写这份回忆的材料（原存照片、少许资料、书、画都在“文革”中被抄走及烧掉了）。在十年浩劫中被强押入狱隔离审查时，勒令我从有记忆力开始写到入狱为止，同样材料连写好几次，这逼使我比较有系统地回忆自己以往走过的道路。我不得不靠自己残缺不全的记忆一点一滴地把它记述下来。坏事变好事，它给我写这份回忆录大有帮助。这份回忆录断断续续地总算勉强草成。由于外来事务的干扰和自己体弱多病，以致花费的时间不短，但对于初出茅庐就写作长篇文字的我来说，自以为是竭尽心力了。
另外，为了叙述的方便，有些地方采取了对话，当时的遣词用语与我的记述难免有出入，但我深信这样做是无损原意的。
执笔之初，我原想以批评的角度来回叙过去，一方面限于时间和精力，更主要的是我考虑到还是首先应该把当时的想法和做法如实地记述下来较好。这样虽有它的不足之处，但能看清楚我过去步履的痕迹。无论是对的或是错的，都是一生中的实情。基于这理由，我就不愿放弃纪实的写法，因而就这样粗线条地写下去了。写得极其粗糙，故这份自传体回忆录只能说是概括性的，并因事近百年，年迈体弱，记忆力衰退，时序的前后，记错或遗漏的事情肯定是不少的。希望过去工作上有关系的同志们及亲友们予以补充教正，使这份回忆渐臻完整，这是我诚恳的愿望。同时我也深切地希望今日沐浴于阳光下的青年们，尤其是我的子孙后代，能从这份仅如沧海之一粟的自传体回忆录中看出旧时代里国家不独立、民族不解放、人民无自由、妇女更无起码的权益，中国人被称为东亚病夫，长期遭受剥削、蹂躏和旧社会的魑魅搏人是多么狰狞可怕啊！
解放后，虽由于在一些重大政策问题上失误，影响了建设的速度，尤其是在“文革”中，使精神物质两个文明大伤元气。但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改革开放为决策后，国家建设逐步走上正轨，人民的生活能够温饱，渐次改善，农村更是面貌一新。妇女亦得到彻底解放。在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下，全国进行着宏伟壮观的新建设。国际地位日益提高。现在又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并以经济建设为中枢的宏大决策深入人心，全国的面貌更是一展新颜。因而希望同胞们，尤其是青年们通过今昔对比，认识到今日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应更加自强不息，为振兴祖国，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为人类造福、为世界和平而努力奋斗，笔者将引以为最大的欣慰！
回首往事抚今追昔、新旧对比，在我一生中的夕阳西下时刻，更坚定了自己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另外，承同志们和亲友们关心支持协助，在此致以真诚的感谢！
董竹君 现年九十七岁
一九九七年春于北京家院
第一章 童年的家庭生活
一、贫困
我的出生地我生于1900年，阴历庚子年正月初五。今年2月我满九十七岁。小时候名字叫“毛媛”，双亲叫我“阿媛”，人们称我“小西施”。
我生长在很贫苦的家庭里。当时我家在上海洋泾浜边上、沿马路坐南向北一排破旧矮小的平房中，租了一间居住。邻居都是在各行业当小工的。这条浜未听说过发源于什么地方，这是一条黑得如墨汁、稠得如柏油、看不见流动的污水浜。浜里有死猫、死狗、死老鼠、垃圾，也有用草席、麻袋装盖的婴儿尸体。据说这些婴儿多半是当时社会不允许出生的私生子，这些私生子有时碰上过路的好心人，就给送去育婴堂接婴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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