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门女中演讲惹祸 到了厦门的第二天，某女子中学（校名已忘）请我演讲。我讲抗日救国，当前政府如何腐败，中国将来非得走向革命道路不可。我讲到一半情不自禁地愈来愈激昂，听众情绪也随着高涨了起来。我感觉不对怕出事，赶快收话回到陈家。傍晚有人通消息给陈家，叫我赶快跑。我在抵厦门的第三天就又逃回上海了。后来接陈家信，在我走后几小时就有人去搜查。陈家老太太受了一场惊吓，据说从此得病不起。陈家除陈清泉、陈清文兄弟俩理解我的活动外，其他人都把我恨透了。后来陈清泉回菲律宾了。
第十七章 上海监狱内外
一、被捕
半夜搜捕 从厦门回沪后，为了能把工厂设法恢复，家务安顿好，革命工作进行得更好些，我照常奔忙。有一天傍晚，我从群益厂回家，正和孩子们吃晚饭时，忽然外面锣鼓炮竹声大作，市民们在庆祝十九路军打胜仗。我也兴奋得放下饭碗，带着孩子们坐上两部黄包车，挂上鞭炮，一路庆贺到11点才回家。回家后，安排孩子们睡觉，正在和暨南大学的学生骆介庵谈论时事，激动兴奋的感情还未平定，突然楼下后门有人叫开门，来势汹汹。我和骆介庵知道有变，包探已经冲上三楼，直进我住的亭子间（是睡房又是书房），法国包探像根柱子一样站在门旁，两个中国包探就拿起电筒到处照射，首先照到书架，其中有一个包探哼一声说：“这些书就足够证明你是反动分子。”
“这些书市上都有出售的，为什么看看这些书就是反动？”我板起脸回答他，心里真气愤，恨不得有手枪把他们打死。
“你这女人的嘴倒蛮厉害的。”他冷笑一声说。
一刹那间，电筒照射到床下，他们像找到宝贝似的狂喜起来。是一包宣传品。
我心想送来的人事先不告诉我一下，藏好它。
“哈哈！这回你还有什么说的！”这时候我虽然激愤得无以复加，但心里却很镇静。两个包探和那个法国人在门外不知说些什么话，随后就一个扮红脸，一个装白脸地对我进攻了。扮红脸的像条疯狗一样，厉声叫着：“把她带走！带走！”我说：“走就走。”
“你还要嘴硬？”举起手就给我两记耳光。“交出你的共产党党羽。”
“我不是共产党，哪里来的党羽？”
他转身问骆介庵：“是你拿来的吗？”
“不是。”骆介庵回答。
“你们是同伙吗？”
“不是。”
“那你知道这包宣传品是哪里来的？”
“不知道。”
“你不知道，我们知道。”
“你是谁，你来干什么？”
“我是暨南大学的学生，来探望她们，她们要出去放鞭炮庆祝打胜仗，我同她们一起去了，刚刚回来。”
“胡说，你们都是同党。”
这时，那装白脸的就把我拖到洗澡间，把门关上，假惺惺地说：“看你的样子，也不像是个共产党员，还有皮大衣、钢琴呢。你赶快拿出二千元，我们就把这包宣传品替你烧掉。”我说：“钢琴是租来的，皮大衣就只一件还是旧的，也不值几文。
我没有钱，你们喜欢怎么办就怎么办好了。”他又说：“你不要这样硬，你犯的案子不小，判刑不会轻的。你的处境很危险，若不肯出钱了事，进牢后那种苦头你是受不了的。”最后，他讲来讲去，把价钱降低到六百元，并说只要开张支票就行。
我仍然没有答应。一则实在没钱，再则恨透了这些奴才走狗，为什么要给他们钱呢？
于是，白脸火了，把我拉出洗澡间。
我临走时，去前楼看了一下正在酣睡中的孩子；我叫醒国琼，她翻身跳起擦着眼睛，抬头恐怖地看着我和包探。我把书桌抽屉内仅有的十九元交给了她做家用并且关照她去隔壁找张殊明，一道去聘请那位在法捕房里有势力、而且专为进步人士辩护的律师陈志皋做我的辩护律师。
吃了炸弹的群益纱管厂，由于重要机器都遭炸毁不能正式开工，只好做些零工来维持职工伙食和一部分薪金开支。此刻，我又即将入狱，只好留条吩咐国琼女送到五马路开设电料商店的表兄张宝记处，请他暂时代理。并让她告诉外公外婆不要担心，好好照顾妹妹。
接着，我把睡着的其余几个孩子再看了一眼，我怕自己的感情会软弱下来，陡然转身就下楼梯。骆介庵也被捕了。
红脸手持名单又去同里弄一家。这家的门锁住了。他们又打开名单，押我们上车来到另一里弄，进亭子间见沙梅伏案正在写什么，红脸包探看看名单，问沙梅：
“你叫沙梅吗？”“是。”沙梅答。“你们是同伙。”就这样把我、骆介庵、沙梅同时逮捕到法租界捕房临时监狱。这是1932年3月4日的深夜（大约是这天）。
法租界巡捕房 来到捕房门前停住，分别关押。我被押在办公室。当夜我躺在沙发上。次日黄昏尚无动静，我走近窗口眺望长空，正是夕阳西斜，彩霞迷人。而自己身陷囹圄，真急死人。突然，门开了，红脸、白脸都进来了。
“坐下，我们谈谈。”红脸照例凶狠狠地威胁说：“你们都是同党，快把党羽交出来，就送你回家。”
“我不是共产党，哪里来党羽？”
“他俩个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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