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读书才有出路
父母的希望 在如此贫困的生活中，双亲为何还让我读书呢？因为母亲不识字，父亲识字不多，他们感到一个人不读书没有出头的日子。见我虽然是个女孩，长相还不错，又聪明、灵活，所以再苦也很重视我的读书问题。希望我念成后嫁个好丈夫，他二老日后有个出头日子。于是在我六岁那年，父母亲就把我送到附近举人刘老先生办的私塾里念书。
学费学费完全是依靠母亲做娘姨和父亲拉黄包车挣的钱。我在私塾里念书的学费是一年分三节付（端午、中秋、过年）。每一节送刘老先生两三块钱，家境好的学生也有送四五块钱。没有钱的少送，有钱的就多送，老先生全不在乎。我父母亲虽然这么穷苦，但总是尽量设法凑钱，哪怕是借债，也总是按时送给私塾先生，好让我安心读书。
那时，我是睡在一张小床上，床上有一顶破旧的白布蚊帐，床头右端有一张小茶几。每天清早我睡觉醒来，撩起帐子就要用手摸摸它，看看上面有没有十文、二十文的铜钱。摸到了一两个铜钱，就晓得有点心钱了。马上翻起身来，洗洗脸，请母亲梳好头，然后背起绿布红带的书包，蹦蹦跳跳地到马路上去买两个铜钱的白糖芝麻芯子的糯米粢饭团，里面再夹根油条，把它揉压得紧紧的，真是又香又好吃。
我一面吃，一面就摇摇摆摆地上学去了。
闹学在私塾里，我是比较顽皮的。老师刘举人大约六十几岁，有些秃顶，后面有条小辫子，穿着长袍马褂，头上戴顶有红结的瓜皮帽，脚穿黑色双梁白色厚底布鞋，白布袜子，还扎了裤脚。身材矮胖，颏下有五六寸长的胡子，说起话来总是口水、鼻涕流个不停的。脾气满好，手里经常拿着一串佛珠。他上课的规矩是：第一堂课先背书，背完书再上新课，上完了大家念。如果两三次都背不出来，就要用“戒尺”打手心。
在大家念书的时候，刘老师就打瞌睡了。桌上点了一根香，他一面手里数着佛珠，一面嘴念着阿弥陀佛，边念边打瞌睡，鼻涕就这么吊着。我常带头和另外两个同学拿着抽水烟袋点火用的长纸捻，偷偷地从他身后戳进他的鼻孔，弄得先生不住地打喷嚏，同学们看了都哄堂大笑。等他惊醒过来，我们都跑回座位了。我们喜欢和先生开玩笑，但是我们也很爱他。因为他脾气好，很少打骂人，有时候先生要出去，叮嘱我们：“好好温书！我有事要出去一趟。”可是他一走，我们就闹翻天了。
十几个小学生，男男女女搭起桌子板凳，化妆打扮唱起戏来，乒乒乓乓搞得乱七八糟。一不对头，学生和学生之间便打起架来，有的还打伤了。一会儿功夫先生回来了，屋子里已经乱得不像话，桌子板凳全搬了家。我当时就溜掉了，经常机警地逃过先生的责罚。第二天上学，先生问我：“昨天是不是你带的头？”我索性不承认。
我很调皮，知道先生很喜欢我，因为我背书背的最好，从未挨过打手心。我和先生七说八说的，先生总是最多嘟哝一句：“下次不可以再这样了，再这样就要处罚你了。就是你在当中捣鬼，我晓得的！”我听了暗自得意，缩缩肩膀了事，但有些同学却因此挨了手心和屁股板。
附记：表侄张树墓
关于上述张树基侄子的去向问题，一直是个谜。真是无巧不成书，在1988年夏季的一天，突然接到上海来的长途电话，国瑛接的，我在旁边听。国瑛问：“你是张树基呀，……”我一听这名字惊喜无比，激动地抢过电话，问了他的情况。他在电话里激动地说了几句。又说：“孃嬢，我明年去北京见面详告。”
1990年5月1日，我儿大明夫妇和其女儿莙莙去首都机场接他。国瑛准备拍照，我在家大门口等候。他见我就磕头叫“孃孃……”
进到客厅，他从皮包里拿出礼物，送给我，国琼、国瑛、国璋、大明、小杭、小莙以及保姆各一份重礼。礼毕遂叙别情。他详述：“蒙孃孃的教导启发，当我1936年上海格致中学毕业后，在锦江工作一年余，就考上了中央军官学校，次年便参加抗日战争。抗战胜利后，在1949年调职海军陆战工作。继因我向上级要求深造，考入美国海军陆战学校（US MARINE CORPS SCHOOL）作战科学习（学习两栖作战计划、参谋），继在北卡州大学毕业。三年后返回台湾。当时因环境碍于进展，求退后，考入美国陈纳德办的CAT民航公司工作。后转入亚洲航空公司继续工作，至1981年限龄退休。1988年回上海，去苏州为双亲修墓。”并告诉我：“在抗日战争中经滇、桂、印、缅战区，经野人山区时，因粮断之故，不知吃了多少芭蕉筋充饥，后来只能爬行了。历时三个多月，爬出山口。点名时一千多士兵仅剩下三百余人，我是幸存者。我和孃孃能再团聚，真是三世幸运！”他讲到此眼眶润湿，并出示我早年在菲律宾拍的照片及群益纱管工厂的信封一只。他说：“我和孃孃离开后一直保存着，现在应该物归原主了。”我惊讶万分！含泪紧紧地吻他。想到他数十年来几经沧海桑田，为爱国抗日，枪林弹雨中出生入死，能保护它到现在，这份情义比泰山还重哟！
有关他的家室情况，他说：“抗战胜利后，在东北与保娣女士结婚。婚后生一女，取名美娜。美娜与汤阿根律师结婚后，亦生一女孩名家宁，现九岁，很聪明伶俐。从她入幼儿园开始早晚接送一直是我。”可见他对外孙女爱之弥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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