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的说来，如朱姓流氓和张云卿一伙人，都是趋炎附势的，是旧社会的渣滓。但他们的罪恶，很大程度上是那个罪恶的旧社会所造成的。
母亲去世后，父亲因为孤寂，加以穷困，忧虑成疾，经常生病。我虽靠借卖尽力给他医治，父亲结果还是病重卧床。当时又没有钱请医生来家医治，每次都只好扶着他挣扎着出外就医。
有一次，我扶着他，慢慢地、一步步走到霞飞路电车站候车的时候，父亲皱紧双眉两手背着对我说：“阿媛！我只要能再多活五年就够了。”我没作声，心如刀割。心想！好悲惨的人生啊！钱！钱！何处去找？夏之时方面，只有我回川他才愿拿钱给父亲医病，这是交换条件。这，根本办不到！至于那些国民党内有声望有地位的人，我又不愿向他们低头。今天还是靠典押才得到两元钱给他看病的，知道自己再也无法凑钱来满足他这个可怜的、最低限度的要求了。我含着眼泪回头望了一下父亲惨白的脸色，心痛欲裂。啊！五年！五年！在我心里这难以形容的镜头，多少年来好像影子一样附随着我！
第十九章 绝路逢生
一、继续奋斗
母亲逝世，父亲病重，失业，欠债，女儿们的养育费，社会舆论，以及捕房还未完全放弃勒索款子。夏之时与国民党对我被捕事极为注意。群益的南洋华侨股东在我没有把群益工厂的照片寄给之前，有些人怀疑我并没把他们的投资扩充工厂，骂我是女“拆白党”。说我不专心办工厂搞政治活动，又恨我寄给陈清泉进步书籍报刊，人们不敢接近我。这一切，逼得我焦头烂额。现实的生活和处境就如一把把的尖刀，一条条的皮鞭，整天整夜、每时每刻，都向我的心肺、皮肉，每条神经钻刺着、抽打着。一家老老少少却张着口等着吃饭，穿衣，上学。现实啊！迫得我走投无路，重重的生活压力使我喘不过气来。加上眼看国民党接连与日本帝国主义签订卖国条约，自己又无力帮助革命。凡此种种，使我陷入极端的苦闷中。
一天晚上，夜深人静，我独自站在窗口月光下。月明如昼，而我却感到呈现在面前的是一片漆黑的夜，顿时觉得四海茫茫，束手无策。一阵心酸，一阵沮丧，自杀之念油然而生。觉得死是无比的快乐，死是人的安息，一死了百事。死吧，我再也无力生活下去了！转眼回顾，孩子们挤在一床，在月光映照下正在做着甜蜜的梦。
多么可爱又可怜的小生命啊！看到她们这般情景，顿时想到：若被她们父亲追回四川，则她们的前途该是怎样的悲惨！岂非又把她们送回火坑、深渊！不！我没有权利去死！何况父亲还在病床上呢！没有权利！这些想法又慢慢地把我从绝望的悬崖上拉了回来。在这一刹那间，我又想了许多：自杀后一家老少怎么办？社会将怎样评论我？一定会说：“本来是嘛，督军夫人不当，偏要去蓬头赤脚，违背妇道，自讨苦吃。到底是穷人出身，卖唱的坯子，贱骨头，下流坯，没有福气。不去想想一个女人能做得了什么事？”夏之时更会捧着肚子大笑，说：“我早就给她讲过，会弄得走投无路，带了四个孩子不去跳黄浦江了事，我在手板心里煎鱼给她吃。”一些革命同志，进步的朋友们也要批评我意志不坚、勇气不够、毅力不足……想到这里，自己的勇气逐渐增加了。并想到自己过去最反对自杀的人，为什么自己今天偏偏要走这条绝路呢？死，徒然为仇者快，亲者痛而已。我怎能抛下孩子不管，让孩子们去接受她们父亲的三从四德的教育呢？我怎能不再尽力设法去医治父亲的病症呢？虽然残酷的现实令人难以过活，但是哀伤忧愁又有什么用处呢？死是自私的、怯懦的表现。一个人能有死的勇气，为何就不以这种勇气来坚强地和它斗争，活下去呢？再说自己所选择的道路本是艰苦曲折的嘛！还是沿着以往的道路继续奋斗，尽力帮助革命，能尽一分力，就是一分力，绝不掉队，决不逃避！革命在目前虽然乌云笼罩，但革命一定能成功，人类的光明必将来到！我就这样左思右想以后，打消了自杀的念头。从此我再也不向困难低头了。再也无任何退缩和恐惧了！此后走过钱家塘去探望父亲的病时，感情克制得住，腿也不软了。
二、信心百倍 岁月苦度
在父亲病重的一段日子里，我们的生活虽然越来越艰苦，但是有革命的人生观、乐观思想支持着我，并不感到有什么了不起的困难。我们为了再节约开支，在1933年秋从甘斯东路甘村迁到巨泼来斯路（现安福路）美华里二十号。这里位于上海西区，是当时比较荒凉的地区，房子不多，房租便宜。这条里弄住了好多文化人。美华里是一底三楼、两个亭子间的、粗糙改良式的石库门房子，没有浴室。我在晒台四周围上芦席，夏季当浴室使用。房租三十二元。我们住三楼一间，其余都出租当二房东。我白住房子外，每月还落得十七元来贴补家用。
我出租的房客有四川人陈农菲（即陈同生，老党员、新四军干部。他在我离婚前曾来过成都家里，当时他好像是一家新闻日报的记者。解放后任上海市统战部部长）、四川人刘连波（老党员、一直在白区工作。解放后任重庆市统战部部长、全国政协委员），还有一位雕塑工作者，姓名忘了。四川人钟南夫（又名钟韵明，解放后任上海市五金化工进出口公司经理）和四川人李云仙（又名李复石）。李老精通中医，常来探望住在二楼的陈同生、刘连波，我和他们结交了朋友。里弄邻居有作家廖沫沙、女作家白薇、教授陈子展等。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白薇和后门对面二楼廖沫沙夫妇俩。白薇斩断了“爱”的情丝，贫病交加，过着令人不忍目睹的生活。我俩因革命意志相投，成了好友。她很喜欢我的孩子，有时孩子们在清晨去她家里喝稀粥才去上学。她曾给孩子们好些旧衣裤。我们母女在美华里的一段艰苦生活，她最了解。后来因她病重，上海妇女界为她发起募捐治病的钱，都是由国琼女协助收集给她的。我和廖沫沙夫妇无往来，有时半夜醒来，从亭子间凉台望去（他住在对面一排房子），房间家具除书桌外一无所有。他们和孩子们睡在地板上，廖沫沙瘦削苍白、埋头在写作……生活比我们还要清苦。这里的环境对我们的孩子们的教育是有益的，比过去任何地方都感到精神愉快得多。每天清晨孩子们随着陈同生去弄堂对面马路“老虎灶”（卖开水的地方）打开水、买大饼、油条。晚饭后在弄堂外荒地上，孩子们围着陈同生边乘凉、边听他讲故事。这是孩子们唯一的娱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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