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时间匆促，虽然听说经台湾到上海约需两个礼拜，也无法做过多准备，除身穿一套夏季白绸西装外，只向友人借了一件薄薄的秋大衣和一条羊毛毯，外带规定数额的日本军用币一千元，就在次日下午4点与同患难共艰苦达四年之久的女儿、友人分手，百感交集无语可言。临行，国琼、国琇女失声痛哭！她们既为我能幸运地回国而高兴，但又怕途中遭遇不测。
这时候，船上、船下，男女老少们的欢呼、哭笑、咽泣、愁容……混成一团，目不忍睹！船在天色暗淡时起锚，徐徐地开动，啊！终于达到我久想离开的七号码头了。
同行难民中，有广东人张女士（介绍买船票人的太太）和福建人黄女士及其三岁男孩。卖船票处人胡说什么是一张铺位，事实上，男女老幼难民们都挤睡在没有窗洞、不见阳光，位于底层的货舱里，过着沙丁鱼似的生活，谈不上什么铺位。进进出出大小便都得在人身上踩来踩去。大家都像哑吧。次日拂晓，船开出不远，中国难民就被分配做各种工作。我为了想呼吸一些新鲜空气和活动、活动身体，选择了别人所不愿做的倒垃圾、洗碗碟、饭后收拾台桌杂物的工作。倒垃圾得上三层楼甲板，洗涤碗碟要从船头跑到船尾。洗碗间位在锅炉隔壁，因而一进门就感到热气逼人，汗流如雨。船越往前开越感到闷热，臭气熏人。睡觉的地方更是热得透不过气来。大家觉得奇怪，为什么越来越感不到有丝毫凉意呢？可是整天不敢做声的难民们，谁也不敢过问这件事，被日本人知道了只能是挨顿臭骂。
二、在苏门答腊险遭鱼吞
有一天，船忽然停驶了，大家都惊慌失色，怕出事。随后才知道是到了苏门答腊海。所有的难民都惊讶起来，为什么要开到这里来呢？但也不敢多问，只好静悄悄地等待着事情的变化。因为船不开动，空气不流通，臭热益甚，传染病很快地蔓延开来。吃饭的人越来越少。我每次洗碗，跑出跑进，只听到病人轻轻地叫妈喊爹，长吁短叹。每个人的脸色苍白竟不像活人。我住的舱底里好几个人病倒了，有两个人还未断气就被抛入海中，葬身鱼腹。
后来，得传染病的人越来越多了。我在船停驶的第五大也支持不住了，上吐下泻，一天里去厕所不知多少次。为了避免在别人身上踩来踩去，就干脆睡在通道旁边。我原先怕被日本人拖去工作，所以装着不懂日语，但到这个时候，为了不被鲨鱼吞没，只好鼓起勇气开口请求医治，把命保住再说。我知道日本人的脾气，只要你能说日本话，他们就另眼看待。于是我就从通道上一步步慢慢地爬上了二楼医务室门口，正逢一个日本人开门出来，他一脚踢来，提高嗓子嚷着：“你爬到这里来做什么？还不让开些？”这时候，我只好用多年不说的日语，请求医治。他一听我说日本话，马上态度转好，扶我起来进门。另外一个日本医生问了几句病情，便给我打了一针，吩咐扶我进来的那个日本人送我到传染病室。次日，日本人来盘问了我一番，他们知道我曾去过日本念书，表示很高兴，嘱我好好养病。从此，一路上我就利用日本语作为我和另外几位难民的“护身符”。
船在苏门答腊海停留了一星期后就开动了。开往何处，谁也不敢问，只能听天由命。
三、困在日本九州
约近1月底，气候转寒，我病虽好，但仍体弱无力。日本人忽然告诉我们：“天气很冷，大家把御寒衣服拿出来，明天到达日本九州。在九州门司稍歇，换船后再去上海。”第二天中午，在门司上岸后，难民们分散居住，我和张女士、黄女士母子被送进一家日本旅馆，等候换轮船。各人随身带来的日本军用币，除留下少数外，其余都被收去存银行，不能随便动用。
这时候，张、黄两位哭着求我帮助。我同情她们，尤其三岁的娃娃，我就答应了。其实，我也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此后，我便是她们的带队人了。我们午饭后，在日本巡警的监视下出去逛街，想洗澡，吃顿中国饭，打个电报给在马尼拉的女儿。谁知街道上所有餐馆、商店全都关门，只有一家西药店在大门上开了一个小洞，出售药品。街上到处贴着防空标语，天色暗淡气氛萧瑟，穿着和服、木展的来往男女路人，看上去没有一个不是愁容满面的，个个低着头往前匆匆地走。从他们紧张的神态里完全可以体会到：他们是在绝望和失败的边缘上挣扎着。满街凄风苦雨，景象惨淡。虽然我在马尼拉饱尝战争滋味，但在这里看到这种景象，亦不免感到胆战心寒。
我们先到电报局拍电，电报员带着一副死气沉沉的脸色，冷淡地对我说：“马尼拉电报已不通。”我急着问他：“什么时候不通的？”他说：“已有三个多礼拜了。”我才恍然大悟，这一定是五号那天，船刚离开马尼拉海湾时，美军就开始反攻了。于是我又喜又急，喜的是战争快要结束，日本法西斯即将寿终正寝；急的是在马尼拉的两个女儿和其他朋友们不知怎么样了。我答应她们到了台湾就打电报的，自己还在半途中，而且偏偏又被阻留在日本九州——敌人的本土。要是一旦不幸而被炸死在这里，多么冤呢？我就这样胡思乱想地走出电报局，和大家一起去澡堂。
我们一进门，刚把鞋子脱掉，一个日本服务员上来，一反常态板着面孔对我们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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