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混小子，”撞得正欢的爸爸，受到这突然的一击，一脸不悦地推开枕头，怔怔地骂道：“他妈的，你要干么！”
“得，得，”妈妈一把将爸爸推下身去，转过身来搂住我：“孩子不小了，已经记事喽，以后，可别在孩子面前胡来啦！”
“唉，”尚未尽兴的爸爸叹息一声，抓过被子盖到了光溜溜的身上：“他妈的，小混蛋！”
“好喽，好喽！”妈妈哼哼够了，轻轻地推开我：“好喽，好喽，儿子，别啯啦，你该念书啦！”
“唉，”我不耐烦地翻开小说，怔怔地呆望着，我们楼里的邻居也不知是怎么想的，孩子还很小、很小的时候，便填鸭般地往我们幼小的心灵里，一股脑地充塞着枯燥无味的文化知识，同时，比赛般地相互炫耀着：“嘿嘿，我儿子会写自己的名字啦！”
“哟，我儿子能读人民日报喽！”
“哼，”妈妈则不服气地说道：“我儿子，能读高尔基的小说！”妈妈一边骄傲地说着，一边得意地比划着：“这么厚，还有十页，就全读完了！”
虚荣心极强的妈妈，为了在邻居以及同事们面前大肆炫耀，硬逼着年幼无知的我囫囵吞枣死啃又厚又沉的小说，这简直比打针、吃药还要痛苦万分。那一页页密密麻麻的文字，看得我心烦意乱，那股股油墨气味，呛得我立刻就要呕吐，为了逃避读小说，我悄悄地爬上阳台。
“儿子，你不好好地看书，上阳台寻什么魂去啊！”
“妈妈，我在阳台上看书！”
我哪有心情去读一点也读不懂的小说，我将小说丢在窗台上，手扶栏杆，呆呆地了望着那令人沮丧的灰暗景色。
懒洋洋的太阳眨巴着惨淡的眼睛，傻呆呆地瞪着那条用形状一致、大小相当的坚硬石块以拱形铺成的马路，丝丝缕缕毫无生机的光线透过嫩绿色的叶片，稀稀落落地扬洒在密密麻麻排列起来的、严重扭曲的半圆形图案上。继尔，阳光又缓缓地挪移成一条条死板的、单调的长斜线，看了让人心烦意乱、好不伤感。
马路的南侧有两条锈迹斑斑的钢轨，在冷漠的阳光映照下反射着污秽暗光。
每间隔一段时间便会驶过来一辆陈旧的、哼哼呀呀的破电车，然后，咣当一声，像断了气似的瘫卧在石头马路旁，当车门吱吱嘎嘎地拉开时，立即拥出一群群面色阴冷、行色匆匆的人们。
呜——，汽笛一声长鸣，破电车终于苏醒过来，再次垂头丧气、一路怪叫着驶向永远也望不到尽头的远方。
石头马路的两旁栽植着茂密的、然而却是极其脆弱的白杨树，看上去活象是一群群刚刚学会走路的婴孩，在不很强劲的微风中东摇西晃，怯生生地轻声呻吟着。
极目远望，一栋又一栋造型雷同、死气沉沉的住宅楼尽收眼底，好似一口口等待埋葬的棺材。在这些怪物般的棺材出现之前，这里是一片肥沃的旷野，生长着茂盛的玉米，那是饥寒交迫的关内流民随意点播却又出乎意料的杰作。
在石头马路与一条纵贯而来的小街路的交会处，有一口四层楼的鸽子笼般的大棺材，其四周用低劣的水泥板胡乱地圈围起来，形成一个空空荡荡的大院落。
鸽子笼朝向街路的一面抹着米黄色的、令人恶心的砂灰，附近的居民以及楼内的住户均不约而同地将其称之谓：“大黄楼”。
我便像个可怜的小鸽子似的终日关押在这座“大黄楼”里，过着毫无意义的生活。
我的家位于大黄楼西侧的最顶层，冷冰冰的太阳光像作贼似的，偷偷摸摸地从窗户扇里溜进来，映照在惨白的尤如裹尸布般的天棚上，然后，又变魔术似的沿着屋角扭曲成可笑的长斜线，极其可怕地洒落在凉丝丝的水泥地板上。
沉寂得比死亡还要可怕的屋子里，除了吃饭的桌椅和睡觉的木板床之外，便再也找不到任何值得玩耍的、解闷的长物。这些涂着猪血般的桌椅、木板床均是爸爸的工作单位免费分发的，上面钉着约一寸多长的小标牌，印着单位名称和出厂日期。
当我实在寂寞到了极点时，这些可怜的桌椅和木板床便成为我、一个精神近乎分裂者发泄和袭击的目标，我发疯般地扭摆着、摇晃着它们，用托布把无情地击打着它们。
可是，这些桌椅和木板床异常坚固，它们静静地忍受着我的折磨，用沉默来表示抗议。它们非常顽强地、令我极其吃惊地生存了下来，时至今日，我依然睡在那张被我折磨得面目疮痍的单人木板床上，每当我无比懊悔地抚摸着床头上那累累伤痕时，便会产生一种莫名的负罪感：原谅我吧，无辜的木板床！
只有一件家俱是爸爸的私有财产，当然，它也盛装着我们一家人的全部财产：一口深红色的大木柜，它长约两米有余、一米多高。这口大木柜不但盛装着我们全家人的衣物，同时，还是我和姐姐的好玩具，每当我与姐姐捉迷藏时，便掀开沉重的柜盖，悄悄地钻到里面去，我就像死人那样直挺挺地仰躺在大木柜里，望着黑乎乎的四壁，我顿然产生一种被装进棺材里的感觉：“唉，这个大柜真像个棺材啊！”
啪——，当我掀开柜盖时顺嘴有感而发地嘀咕着，刚下班的妈妈走进屋来，听到我的这句话啪地一声，赏给我一计非常响亮的大耳光：“陆陆，你胡说些什么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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