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苏联学成回国，爸爸被分配到甘肃省的九泉钢铁厂，那个地方实在是太过遥远，爸爸向单位领导阐明贫寒的家境以及重病缠身的父亲，终于使单位领导萌动了怜悯之心，重新把他分配回东北。
「你最终将生活在南方！」算命先生非常自信地预言着爸爸的未来。「你可拉倒吧，」爸爸不以为然地说道：「你净胡说，我怎么能生活在南方呢，那里无亲无故，我跑到那里去干什么啊？」然而，命运却跟爸爸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爸爸的晚年果真就安安稳稳地生活的南方，并且是中国最南方，坐在家里的真皮沙发上，远方蔚蓝色的海水历历在目。
每每提及此事，爸爸便无可奈何地冲着我耸耸双肩：「唉，那个早已死掉的算命瞎子说得咋这么准呢，我的晚年果真就生活在了南方，并且不能再往南啦，再往南就是大海啦」爸爸对妈妈那可真是百依百顺，无论妈妈所做的事情正确与否，爸爸均事事迁就她、姑息她。爸爸之所以如此，他有一个非常充分的理由，他怕妈妈犯癫痫病。
不仅如此，爸爸还教导我们也必须以他为榜样：「你们什么事情也不要反驳你的妈妈，她说什么你们都得听着。」
「她说鸡蛋是树上结的，你们就附合她说：对，鸡蛋就是树上结的，还长着把呢！」
对于爸爸这种让人哭笑不得、荒唐透顶的谬论，我始终置若罔闻，我永远坚持着妈妈的癫痫病是故意装出来的这一坚定的观点，直至今日年愈古稀的爸爸终于翻然悔悟，但为时已晚：「你没说错，你妈妈的癫痫病真是装出来故意吓唬我的，我上了她的当，她用这种手段骗了我一辈子！」
当姑姑不在时，所有的家务活均由爸爸一个人承担，他非常满意这种工作，也极其胜任这种工作，并且是任劳任怨，每天下班后爸爸便一边哼哼着革命歌曲一边扎起小围裙信走进厨房里烧火作饭，而星期天则是爸爸法定的洗涤全家人脏衣服的日子。
爸爸不仅寡言少语，同时又极其本份，做任何事情都不敢越过雷池一步。可是，当空前绝后的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席卷而来时，一向谨小甚微的爸爸却不假思索地投身其中。
「就是要革他们的命！」
爸爸斩钉截铁地说：「他们都是资本家、大地主出身，他们的祖辈靠剥削我们这些穷人起了家，我们世世代代是穷人，越穷越革命！」
爸爸希望能在这场台风般的政治风暴中改变自己的命运，他投下了极大的赌注：「我家祖祖辈辈是雇农，房无一间地无一垄，我怕谁啊！」
这场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确给爸爸带来好运。
他由一个小职员一步一步迁升为单位里的主要领导人。因为与一些造反派头头产生矛盾，发生龌龊，受到他们的排挤，最后被流放到五．七干校。但是，从干校归来后，爸爸突然时来运转，上级提升爸爸为副院长，并被告之不久以后将会得到再次提拔，有晋升为正院长的希望。单位里面爸爸的许多亲信、死党早已迫不急待地称呼爸爸为院长，而根本不提那个「副」字。
（三十五）
今天是国庆节，五年一小庆，十年一大庆，今年的国庆节逢值大庆，晚间将燃放爆竹。那是一个极为壮观的场景，一颗颗艳丽夺目的礼花被雨点般地拋向晴朗的夜空里，绽放出形态各异、争奇斗艳的花形图案，令人赏心悦目。为了占据一个较好的位置观赏爆竹，我很早便守候在走廓里的窗台上，随着夜幕的降临，众多的小伙伴相继聚拢而至，紧紧地将我挤压到最下面一层：「起来一点啊，干什么呢？压死我啦，你们快压死我啦！」
凭凭我喊破嗓子也是无济于事，楼梯上还有人影晃动着继续不断地向着窗台这边聚拢过来，有一个人拎着手电筒从楼梯下面缓缓走来，那雪亮的电光直射到我的眼睛上，我按住被手电筒照射得直冒金花的双眼，以为这又是哪位小伙伴在跟我搞恶作剧，于是，我愤愤地慢骂起来：「谁啊，谁啊，这是谁啊？这是谁在照爹呢？」
「好小子！」拎手电筒的人闻听此言顿时破口大骂起来：「小兔崽子，你骂谁？嗯，你骂谁？」
我睁开昏花的眼睛仔细一看，我的妈妈啊，我立刻被吓个半死，冒出一身凉丝丝的冷汗，周身上下激起一层层麻酥酥的鸡皮疙瘩。
哎呀，这不是那个凶恶的造反派头头「大蚂蚱」吗？他现在已经是革命委员会的主任，在单位里骄横拔扈、不可一世，谁见了他都直打冷颤。我今天怎么把他给骂啦，怎么撞到了他的枪口上，我可惹下了大祸，我敢拿脑袋作赌注：我死定啦！
「你他妈的骂谁呢！」
「大蚂蚱」伸出尤如蚂蚱般细长的手指恶狠狠地把我从窗台上拽到水泥地板上：「走，走，小兔崽子，咱们找你爸爸讲理去，走，找你爸爸讲理去！」
说完，「大蚂蚱」好似老鹰捉小鸡般地拽着我的衣领不顾死活地将我拖进黑漆漆的走廊里，啪啦一声，「大蚂蚱」气鼓鼓地推开了我家的房门，爸爸和杨姨正坐在屋里闲聊，杨姨穿著一条淡蓝色的短裤，两条肥硕雪白的大腿在日光灯的照耀下折射着迷人的光彩。
「大蚂蚱」阴沉着脸，没好气地把我推搡到屋子中央：「老张，这就是你养的好儿子，啊，他在走廊里骂，骂我是，是，是他的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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