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却不能以真名字的“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战，反倒以双重面目并存于今生今世。
但是，若反问一下，“双重”
固然不当，但是单一到底、冥顽至死，难道就对吗？难道老国代一做四十二年，最后同
流合污、守口如瓶、一点底也不掀、一点省也不反，坚守“从一一而终”、昧心“仁义道
德”，就比“双重”更好吗？又有故监察委员黄宝实者，在北京大学与爸爸同学，到台湾后
整天用功读书不辍。有一天，他拿新著《侏儒类稿》要我看，我说：“这稿子很精审，但是
如果不来搞这些‘学术’，而用同样的时力去搞你们监察委员的弹劾书，那该多好！‘学
术’真是误事啊！”他又继续写《校雠学》，我回信给他说：“您的《校雠学》稿子如何
了？你们御史老爷，不但要嫉书如雠，还得嫉恶如雠。您是监察院中数一数二的嫉恶如雠人
物，亟盼能在这方面继续多雠一些，《侏儒类稿》少一点，‘惩贪录’、‘洗冤录’多一
点，不也很好？”
……这些我亲自耳闻目击的小故事，在在都证明国民党老贼们的无奈心态，但是，以他
们的地位，真的一直无奈而无法有作为吗？我很怀疑。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二日，故立法委
员齐世英在他家请我吃饭，在座有梁肃戎、石坚、司马桑敦等。座上梁肃戎对我说：“我没
有你李先生这种勇气，很多话我不敢讲。”我表示，你们也是有勇气的人，只是你们不肯讲
而已。梁肃戎是东北人选出来的立法委员，四十年来，在他的表现中，我们却看不到他对在
家乡的东北同胞推之以恩、或对在台湾的东北同胞援之以手、或对在台湾被他们国民党非法
迫害的东北同胞慰之以问。梁肃戎在抗战中，有功国家；但四十年来与国民党一起误国祸
国，有害国家，并为桑棒之耻。
我对他功过分明，我赞扬他的当年，但却谴责他的日后，他对不起东北同胞，我为他惋
惜。虽然梁肃戎有种种不是，但是，我仍旧欣赏他那点硬汉作风，那点硬汉在东北早就不算
什么，但在“更无一个是男儿”的台湾政海里，他却是一个阳具毛多的怪物。阳具毛多虽并
不表示一定是“男儿”，但比起周围的白虎成群来，至少还够看看样子。最耐人寻味的是，
梁肃戎下台后，跟我又吃饭、对我又赠书，完全回复到一个正常的东北人，并且愈老表现得
愈有落日余晖，他的故事，告诉我们，国民党虽然坏，但有的党员还有良知，只是显晦之
间，愧对国人而已。又一个老贼级的故立法委员吴越潮，一天向我说：“国民党中有坏人也
有好人。因为有坏人，所以无法把国家治好，丢了大陆；但因为有好人，所以虽然丢了大
陆，还没完全垮台。”我回答道：“我承认国民党中有好人，但是有了又怎样？有了还不是
有意无意间帮助坏人作恶？二十年前，在美国新闻处副处长司马笑的家里，叶公超就向我
说，他加入国民党，原希望他两脚踩到泥里，可以把国民党救出来，结果呢，他不但没把国
民党救出来，反倒把自己陷进去。
可见纵使好人，加入了国民党，也无补于他自己的牺牲，只是帮国民党苟延残喘而
已。”我一生痛恨国民党，我痛恨它，与这岛上一般痛恨它的人不同。一般人从小被它骗，
骗得加入它，成了或做过它的党员，最后才有所觉悟，但仍要跟它接龙、跟它画虎、跟它委
蛇、跟它待兔……我却全不如此。我从在北京念小学时就对国民党厌恶，这一厌恶使我一直
坚持不做它的党员，虽然这一坚持，带给我几十年的不方便、“不识时务”，但我不但不后
悔、反引为自豪：余致力不屑与国民党同流合污，凡四十年。四十年问，且由厌恶国民党，
演变为痛恨国民党。不但痛恨，且能在有生之年、在国民党的地盘上，把这种痛恨，发之为
文、印之成书、公之于世，李敖的伟大，于此可见。
以上所写猪猡纪，多下笔在“中国猪”身上，而少落墨在台湾人身上，为什么？因为，
台湾人悉为“中国猪”几十年教化的产品，为猪子猪孙，其猪性不足深论，论猪性，擒贼擒
王擒到那票坏的外省人身上，即知源头活水、即可了然，故对台湾人属性，我点到为止。试
看我写《共产党李登辉》、《李登辉的真面目》等书，以及与斤丰瑜合作发表独家报告——
《揭发李登辉“鸿禧山庄”贪污舞弊案》，乃至于我写的《民进党研究》、《冷眼看台湾》
等书，究其元凶祸者，皆那票坏的外省人使然，台湾人只是从犯而已。正因为我早就看清这
点，因此在政治方面，我带头反抗国民党时，我心里早有准备，远在十四年前，一九八四年
二月二十五日，我回信给牟力非，就提出《我为什么支持王八蛋？》之说，我写道：
……我的看法是：“‘搞民主’的中国知识分子”，即相当于反对党人士，这些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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