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
我说：“就因为我不是政治家，所以才应该找我。政治家是应由思想家来领导的，你说
对不对？要不然水准就会降低，会变成政客。罗素得到诺贝尔文学奖时，不是也莫名其妙
吗？他觉得他应该得和平奖才对。”罗素为什么会有自我肯定与别人肯定的落差呢？原因无
他，你的伟大，别人不知道百分之百，只能知道百分之几而已。明朝未年，姑苏才子汤卿谋
说人生不可不具三副眼泪：第一副眼泪哭国家大局之不可为；第二副眼泪哭文章不遇知己；
第三副眼泪哭才子不遇佳人。后逢甲申之变，伤心而死，活了二十四岁。这位短命才子以文
章不遇知己而哭，其实这种情形不以小牌作家为然，即使大牌作家如袁枚等，虽名满天下，
但读者所测其浅深，也极有限，文章遇得的知己也只是部分而已。我李敖以文章名，但读者
所知，也只是部分而已、甚至是一小部分而已。不过有一趣事，聊可推翻明朝才子，一九九
二年一月三日上午，我在荣民医院排队领药时，有两个阿婆插队，我斥责之。事后有一漂亮
摩登女士回过头来说：“李敖先生你的《北京法源寺》写得好极了！”我一时认不出她来。
后来她拿出名片，才知道她是郑淑敏。我说：“十多年前远流老板介绍过。你愈来愈年轻，
认不出你来了。”我的《北京法源寺》是我“不遇知己”的“文章”，但得“佳人”品评如
上，自是佳话。可惜一些“佳人”，她们正如古话说的“卿本佳入，奈何从贼”，她们跟错
了男人、认错了体制、入错了政党，“从贼”以去，未免可惜。
有收藏家刻收藏印，印文是“但愿得者如吾辈，虽非我有亦可喜”，对艺术品和女人，
我的心胸亦复如此，只是得者多为牛粪，故鲜花插上，殊杀风景耳。一九八四年春天，我在
路上认识了台大心理系的“渊如”，很有味道的女孩子，我认识她二十分钟就约她到我家，
她跟我来了，后来还定了下次约会时间。不久，我收到她的信，她说还是不再来了，说她宁
愿过平凡的日子。又在电话中说她还是跟定她相识已久的政战学校的男朋友了，我对她太
“高”了。挂了电话以后，我的感觉是一片惋惜－鲜花又插在牛粪上了。”但愿得者如吾
辈，虽非我有亦可喜”，可是，谁又能如吾辈呢？
为什么我的人生不像明朝才子那样悲惨呢？因为我用玩世的喜感“化”掉了一切，所以
遇到不如意事，我不但没有三副眼泪，连一副也没有，有的只是哈哈一笑。不如意事以外，
我发为评论，评论中也考究玩世的喜感。例如一九八九年有所谓无壳蜗牛卧上街头，以无住
屋为抗议的活动，孟绝子打电话来，聊天中谈到如何才能有效逼国民党伪政府面对房屋政
策，谈的结果，发现只有采集体大便模式，才能奏效。无壳蜗牛们应以一万人为集合人数，
先到中正纪念堂大使，如官方再形玩忽，则二十四小时后，再去慈湖大便……（略——
编者狗屎编者－文岭）于是，无壳蜗牛们无屋可住，逐水草而居；国民党有屋住不得，
逐水肥而居，余味无穷之下，民进党进无隙拉大便，退无缘捡水肥，其逐臭空间，也随问政
空间一体减少矣。
政治问题，大便解决，其斯之谓欤？惟一的流弊是，有朝一日，国民党政府房屋政策落
实过度，盖好以后，以为是国民住宅，其实全是一间问公厕。蜗牛又叫苦矣！——这就是我
玩世的喜感。
一九八二年三月十六日，李宁代《政治家》访问我，说：
“你的确是个很好的宣传家。是你的性格如此吗？还是另有原因？”我答道：“当然一
部分是我的性格，另一个原因是我的戏，”“我出道的时代跟胡适不一样。胡适那时代的知
识人很受尊重，而胡适出来时就是大学教授，当然容易造成一个好形象。我一出道就是流
氓，靠打天下起家，所以，不断有诉讼、不断有花边新闻，不可能有好的形象。可是这有助
于我的发言权，当舆论这样封锁我时，它还是无法完全拒绝我，还是要登我一个百分比，因
为它忍不住不登嘛！”我举我第二次政治犯出狱为例：“这次我出来，《联合报》登了我的
消息，《中国时报》不登，听说余纪忠开会时很生气，因为漏掉新闻他们也吃不消。《联合
报》一开始虽然登了，可是后来我写了一封信到《联合报》，他们就不登我的，登别人的。
不过，没关系，他们总要给我一个百分比。”就靠这一点百分比，我迂回性的、点缀性的突
破了这个岛对我的封锁。诀窍无他，我是真人演假戏而已。——假戏不是虚伪，而是有技巧
的“鼓动风潮，造成时势”。在这岛上，别人是靠成群结队狼狈为好造势，我却靠独来独往
单枪匹马造势，比别人难多了，所以要会作戏。我的戏目有很多种。第一种是要有“狂
气”，狂气就是有话直说，不必谦虚。在许多方面，我的表现一点也不谦虚，不过，这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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