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报》登了两边的话,虽然也比例不对,当时《中国时报》登的,却是法务部那边一面倒的
骂我的话,这又是不公正的报道,余先生恐怕又忘了。——这是第三次。今年又来了,《时
报杂志》又一面倒登宋英诽谤我的话,按照最基本的新闻处理原则,要登,也得向胡虚一和
我查证一下吧?可是却全无此等基本手续,就悍然登出,并且一登再登,胡虚一写信更正,
第一次是擅删其信,第二次是根本不登,甚至连礼貌上不登的原因都不打个招呼,这未免太
目中无人了,这又是不公正的报道,余先生恐怕又忘了。——这是第四次。多年来,每在国
民党想用舆论斗臭我的时候,《中国时报》部无役不与,现在余先生说多年来《中国时报》
一直给李先生做公正报道,我李先生实在不敢相信。我跟柯、简二位又说:余先生和你们各
位,都没做过第一大报的受害人,不在局中,不知其苦;相反的,高高在上,享受官方只许
我办报不准你办报的独占,自然就久而不觉其错,余先生说他对我…直公正报道的心理,是
我可以理解的,大权在握的人,没人会在内心里使自己不平衡,余先生当然不相信他自己是
不公正报道的人,虽然事实。匕焦头烂额的总是我们。《伊索寓言》中青蛙向小男孩们抗
议,说对你们是运动、对我们是玩命;《聊斋》中蝴蝶向县大爷抗议,说对你是赎罪工具,
对我们是虐待死亡。这些对比,都说明了双方立场不同,看法的差距是多么大,我并不奢望
余先生采取我的看法,但是我必须使他多少要觉醒到,《中国时报》并不是他所说的那样清
白、那佯公正,下少对李敖绝非如此,他的看法错了。我承认余先生说索来钦佩我的话是很
诚意的,我承认他对我的理解比其他国民党人员高明得大多,我也承认他在我为《中国时
报》写专栏时对我十分礼遇,我甚至感谢我结婚那天余先生余夫人到我家来看我,请我吃
饭……但这些私谊,在风浪来时,似乎都无助于双方的毫不容情。多少年来,我在外名誉这
样狼藉,拜第一大报的榆扬之赐,恐不在少,而其中波橘云诡,变动无常,也颇足警世。国
民党“文工会”主任楚嵩秋、“新闻局长”宋楚瑜请我吃饭那次,余先生在座,说《中央日
报》曹圣芬连李敖卖书的广告都不登,未免使本党示人以不广,请楚主任向曹圣芬关照:但
是曾几何时,第一大报也一样广不起来了。当《中国时报》拒登我的广告,出版社方面请我
直接写信给余先生关照的时候,我说何必呢?余先生自己,会不知道吗?
我跟柯、简二位又说:在国民党大员中,余先生是很有代表性的。他毕业中央大学,又
留学英国,一九四七年出版的《中国名将录》里说他是“年轻、英俊和富有政治家风度的人
物”。他少年得志,官拜中将,在我们家乡任东北行辕政治部主任兼东北保安长官司令部政
治部主任,可说是一表人才。但他暗投在国民党的大洪炉里,他就无法不和国民党一样,国
民党祸国,他有份;国民党丢掉大陆,他有份;国民党办报言人,他有份。他的身世,真令
我有“卿本佳人,奈何从贼”之感,我真为他可惜。请你们二位转告余先生。
柯、简二位面有难色,我笑着说,在《中国时报》的畸形权力结构下,我真怀疑你们敢
把我的话转告余先生多少,但是余先生不明真相,他又何从知道他错在哪里呢?
今天凌晨四点就醒来了,我躺在床上,对自己说:我跟余纪忠交情一回,还是由我亲自
写封信给他吧!于是我就决定写下这封信。我把对柯、简二位谈话的内容写得更精确一点、
仔细一点,就是上面这些话了。
去年一月三十日,我发表《给黄少谷先生的又一公开信》(收在“李敖千秋评论丛书”
第十九册),最后说:
……回想半个世纪前,新闻界没有封杀你,因为你可以办报,“军阀”允许任何人办
报,可是在“大有为政府”的今天,反倒不能办报了;又回想半个世纪前,司法界没有被这
样污染,国民党员罗文干遭到政治迫害,“军阀”允许司法方面不配合,可是在“黄少谷主
持司法院”的今天,司法方面的“言之痛心”,反倒愈来愈重了!我们怎么了?我们到底怎
么了?我们的新闻界和司法界,半个世纪来,是不是开倒车了?
问题已不在开不开倒车,问题在即使开倒车,还能开多久?少谷先生,你八十开外了,
你和你的同党尽管不知今日何日、今夕何夕,但是你们的子孙应该知道,我真不愿用“积善
之家,必有余庆”的老套来劝你们,但是“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的因果铁律,究竟还不
是你们这些祸国殃民的老人所能推倒的,你们总该避免殃及子孙吧?
如今,在倒车日甚声中,我们本该不要再结怨的人,却又周而复始,又来结怨,并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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