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新远景，所以我做了共产党，我志愿偷渡过来，为我的信仰做那最难做的一部分。可是这
两年来，我发现我变了，我的精神好像飞向那自由主义的神像，可是我的身体却永远被一个
党锁住，被另外一个党监视，这是我最大的痛苦。虽然这样，我还是想回大陆去，那里虽然
不满意，可是总有一点‘新，的气味，有朝气，对国民党我是始终看不起的，它不配我去自
首！现在我们的名册里并没有你，可是我想带你回去，带你去共同参加那个新尝试的大运
动，这个大运动是成功是失败不敢确定，但它至少牺牲了我们这一代而为了另外一个远景，
（多像丁文江！）至少比在死巷里打滚的国民党痛快得多了！”
那时候，我答应了跟他走，我当时梦想我会参加一个重建中国的大运动，可是梦想毕竟
是梦想，半夜里五个大汉惊破了他的梦和我的梦，他被捕了，叶明勋也为这事丢了官。两年
以后，严侨竟死在火烧岛。在王蓬常《严几道年谱》六十八岁条下写着：
元旦，长孙以侨生，字曰彦国。先生有诗云：“神州须健者，勿止大吾门。”又云：
“震旦方沉陆，何年得解悬？太平如有象，莫忘告重泉。”
可是神州的“健者”哪儿去了呢？在“重泉”底下，他能告诉他祖父什么“象”呢？严
侨死了，在他原来的神到自由主义的神的路中间，他倒下了。
“严侨事件”是我生命里第一次受震撼的事件，他的离去使我有很长一阵子心灰意懒；
“严侨事件”对我是一个总结，它刺激我，使我重新给我自己结一次账。那时候的“李敖思
想”是一个大杂烩，那时候的我，做过全台湾三民主义论文比赛的得奖人，台中市祝寿论文
的冠军，以及钱穆的忠实读者。一个中学生，收到钱穆写的信、送的书，竟没有变成钱穆的
徒弟，竟在几年后放弃了“钱穆的路线”，这不能不说是怪事吧？
如果我没有看过右派的左派的或是国粹派的书，而只看过你的书，而受你深刻的影响，
那不是一件奇怪的事，可是当我在右派的书堆里打过滚，在左派的远景里做过梦，又在国粹
派的本位论底下受过欢迎以后，转而拿起《胡适文选》，这该是一件很有味儿的事。就老一
辈的人说，在中国，没有第二个人能带给我这么大的变化，使我在迷乱里面，放弃了旧有道
路——那些使我着迷了好多年的老路。
不久，你的著作慢慢引起我很大的狂热，四十一年十月一日，我在台中车站递了一封两
千字的长信给你，那时我才十六岁，对你兔不了多少有点“人身崇拜”。从四十四年二月二
十六日我在“中副”发表文章驳太希的《胡适旧诗伺》起，我陆续写了不少介绍你的思想的
文字，那些文字现在看起来虽然大槽大滥，但是动机却很单纯——为了我深受过你的影响，
我也愿意别的青年人认识一下胡适之。
当时许多人笑我，奇怪我为什么不写点别的？为什么专门写关于胡适乏的？甚至有的朋
友开玩笑说：“李敖是吃胡适饭的。”
对别人的误会我很难解释，他们不晓得我“宣传”胡适思想是因为我在右派左派国粹派
中有过很长一段的矛盾，他们不晓得我对胡适之有着一种莫可名状的感情，这种感情使我不
能容忍别人乱骂你或乱捧你，因此我很费力地写了一阵子文章，希望人们看看胡适的真面
目，虽然我那一阵子的表现可能费力不讨好。
等我又大了几岁，对你的看法已很少“人身崇拜”的痕迹了，我觉得我比较能够更清楚
的认识你、了解你，你有许多使我失望的地方，也有许多地方非常可爱，我觉得你有点老
惫，虚荣心与派系观念好像多了一点，生龙活虎的劲儿不如当年了，对权威的攻击也不像以
前那样犀利了。我这种感觉只是感觉而已，我把它们多少表示在我给你的信和诗里，我知道
你不会介意的，我没有用看“太老师”的眼光来看你，我支持你，向别人为你辩诬，使我在
军队中得到“思想游移，态度媚外”的记录（我想你不知道军队中有着很盛行的“枪毙雷
震，赶走胡适”的革命理论，这种理论同时还有蔓延成“枪毙胡适”的趋势）。同时我也批
评你，我不忌讳，如果我远远站在一旁，诚惶诚恐地“执弟子礼”，或是满纸“道席”、
“钧鉴”，那未免太俗气。我喜欢你，为了你是一个“人”，有尊严、有味儿，我受你影响
和期望自己的，也无非是在权威和群众底下努力做一个“人”，不出卖自己，不低三下四，
我喜欢麝，为了它们在必要时会毁掉自己，为了换取不妥协。有一次我向殷海光开玩笑，我
说：“殷先生，你在台大辛辛苦苦培养出来的几个自由主义者，一受军训，全都变成国民党
了，据我所知，他们有几个还是自愿的。凭这一点，你应该佩服我。”
也许我值得骄做，为了我始终未曾放弃我的信仰，虽然受了不少苦，得了不少不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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