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眠不休的地步，这种义人，又有谁能比啊？耐人寻味的是，赖中兴、陈平景都不是殷海光
的学生，而殷海光的学生反倒如我所讽刺的：殷门弟子与殷海光的关系，多是“单向会”，
多是靠殷海光提拔而不能有像样的反馈的。张灏、林毓生等等，无一例外。林毓生口口声声
骂李敖，但是为了发表文章，却不能不托殷海光，到文星来借光。他们这些所谓学人，写起
信来，骂《文星》“轻挑”（该是“佻”）、骂《文垦》，‘不上不四”（《殷海光·林敏
生书信录》页七十七），但是为什么要到“轻挑”的、“不三不四”的杂志来投稿呢？这不
显然是伪君子吗？何况，这种人的文章根本都写不通的，殷海光收到后，写信给他：“……
你的作品和译文，我收到时当即看了一下，‘可恶’之声，脱口而出。盖因小的毛病大多，
恐需花我三天修改，且需重抄。你应请我吃一顿好饭以补心血。”（《殷海光·林毓生书信
录》页八十三）结果殷海光没有重抄，就给了我，我为之好笑！“殷海光的得意门生的中
文，原来是这样子的！”我在《给书呆子上一课》一文中，曾经把这篇由殷海光逐字逐句修
改的不通文章第一页制版发表，铁证如此，林毓生还能赖吗？不但文章不通，他们看家的方
法学也是无所施其技的。殷门弟子不知天高地厚，以为会了方法学就一通百通，但在实际遭
遇困境的时候，就不得不发出哀鸣。一九六二年四月二十五日，国民党林毓生在美国，写信
给《海光我师》，呜呜他说：“我最近读书，思想有一个新境界，愿意向您报告一下从前我
对Methodology（方法论）有一项迷信，认为弄学问必先把方法搞好，这一方固然是受了
Logical Empiricism（逻辑经验论）的影响，另一方面更是因为看到‘新亚书院型’的糊涂
虫对方法学不了解，以致搞出自欺欺人的谬论的强烈reaction（反应），事实上，事情并
不是这么机械，学问绝不是应该把方法学‘完’了以后再弄的，方法学如能学‘完’，也并
不能一定使人成为大学者。”（《殷海光·林坑生书信录》页八十三）殷海光看了这一段，
批注“不谋而合版”，可见这种方法学的万能论，在几年以后，就发现是“迷信”的、是
“机械”的、“学问绝不是应该把方法学‘完’了以后再弄的”——他们念了那么多年的
书，才恍然大悟到这一浅显的真理！但是，尽管恍然大悟，殷门弟子受了才气所限，他们再
在学海里挣扎，结果也不过乃尔。以多年后张灏、林毓生拿国民党的钱，跑回台湾做演讲秀
为例，讲来讲去，也不过是故弄玄虚、不知所云而已。他们的功力与成绩，几十年下来，竟
如此可怜，真教我们无法看得起了！
正因为空谈方法而实学粗疏，所以一碰到硬碰硬的实学，他们便要闹笑话，例如林毓生
写《漫谈胡适思想及其他》，说他初中时“细看”过《胡适文存》，看过《胡适文选》自序
一文云云，事实上，《胡适文选》自序只是“介绍我自己的思想”
一篇文章的副标题，又何能把它作为题目？何况，当时此文并没收入《胡适文存》，只
收入《胡适论学近著》，收入《胡适文存》，是到台湾来以后的事。当时既没收入《胡适文
存》，林毓生又从何自《胡适文存》中看到这篇文章、可见他是凭空胡吹、自炫年少博学
也！又如张灏写《烈士精神与批判意识》，作者俨然谭嗣同专家，但书中一开头就说谭嗣同
活了三十六年，事实上，谭嗣同生在一八六五，死在一八九八，何来二十六年？这些人今天
还是中央研究院院士呢！真是骗局呀。他们徒知抱洋书谈中国，但一还原就闹笑话。这种情
况。
殷海光也不能免。他曾从洋书中看到Chin-ssu Lu，他猜这是“亲疏录”，问我对个
对，我笑说，此即大名鼎鼎之《近思录》也，根本没有什么“亲疏录”这种书哟，其实殷海
光没能成功的成为学者，并不是一件值得遗憾的事。而殷门弟子以学者姿态到处骗人，才真
上是遗憾的事。殷海光一生的最大事功在勇敢反同民党，而殷门弟子在这一点上连个屁都不
敢放，如此殷门弟子，丢人丢死也！台大教授刘福增是我同学，我们因打笔仗疏远，已不来
往。他在《首部早报》写《冲出自由的警戒区纪念殷海光光中逝世二十周年》，指出殷海光
“以最严峻的言论批评国民党极权的特务统治”，这种“深入‘自由的警戒区’去冲锋陷
阵”，”今天在台湾（包括常在台湾和国外之间来往的）所有号称自由派学者的殷海光的学
生或学生辈的人，都差多了。”不过刘福增补了一句：
“李敖也许算是例外。”我很欣赏我的老问学敢讲这种公道话，虽然他不公道的用了
“也许”两个字。事实上，得殷海光勇敢反国民党真传并青出于蓝的，只李敖一人而已。
一九九八年六月十六日到二十一日，湖北大学主办了“海峡两岸殷海光学术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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