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关于客观性究竟有无可能的问题。
长期以来，西方的认识论建立在实证主义的对事实的认知之上。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都是如此。经验的世界一般被当作客观的世界，它是由内在规律加以控制的，这一规律是自然形成的。
在最近的20年间，由于后现代主义的出现，人们对纯粹的客观性产生怀疑，并围绕客观性这个问题展开激烈的讨论，其中包括究竟什么是客观的，什么不是客观的；我们需不需要去追求客观性；我们是否有可能得到客观性；我们如何得到客观性；等等。在这一争论中，双方的分野是：实证论者对目的论者；客观论者对解释论者；现实主义者对结构主义者 (其中包括后结构主义者)。女性主义认识论对于观察的客观性质疑，认为人的偏见与预期会影响到观察的结果。她们引用一个研究的结果来说明这一观点，在这项研究里，观察者被要求数扁形虫蠕动的次数。研究者让一半观察者预期有大量的蠕动，让另一半观察者预期有很少的蠕动，结果前者比后者报告蠕动的次数多一倍。这一研究结果被解释为，你预期什么就会观察到什么。(海德，第13页)
社会建构理论出现之后，实证主义的观点受到了强烈的质疑：认知并不是客观的、无偏见的、非政治的过程。学术范式就像人类意识的其他形式一样，是特殊世界观的表达。在认知过程中去除人的主观性的目标从来就没有达到过。最激进的社会建构论甚至认为，就连现实都是由话语创造出来的，关于现实的知识就更加是人类的创造物，知识只是关于某事的叙事和文本，甚至是某个群体的信仰。
六、关于认识论与方法论问题的论争(2)
福柯指出，现代知识是用一套正规标准来规训个人和群体，促使我们自我监视，以符合这些标准。我们的主体性是由社会建构起来的，我们的价值观甚至我们的自我意识都是某时某地的权力关系的产物。人类选择这种理论还是那种理论并没有理性的基础。主体与客体的关系是将客体融入主体。客观真理并不存在。福柯的这一思想是振聋发聩的，具有雷霆万钧般的冲击力、震撼力和颠覆性，因此，这一思想的影响被称为“认识论电击疗法”。（Chafetz, 27）
女性主义者向传统的男权主义认识论提出挑战，她们在科学研究的各个领域揭示出，所谓客观性往往不过是皇帝的新衣。她们认为，当今世界上占据统治地位的现代认识论的渊源可以追溯到启蒙主义；自欧洲的启蒙运动以来，理性的概念就超越了其他一切概念，占据了统治的地位，人们全都相信人性的进步和相信科学方法在发现真理方面的至高无上的地位。社会科学对公众关于什么是真理、如何发现真理一直有着持久而强大的影响力。在西方思想界，一向是理性高于感情，客观高于主观，精神高于肉体。随后，它同实证主义-实验主义原则混合在一起，自我认定为纯粹客观和价值中立的认识论。
女性主义认识论提出这样的问题：客观性能够得到吗？值得去追求吗？很多的所谓“事实”都只不过是事物的一个横断面，既脱离背景，也缺乏整体性。例如，性别特征就被视为个人特征，而没有被视为制度化的社会实践的产物。在心理测试或社会学的问卷调查中，调查者让被调查者回答几十个问题，然后就把这些回答当作“事实”来看待了。这样的“事实”其实是实验和调查创造出来的，并不是人类生活实践的内在“事实”。
女性主义认识论批判了客观主义认识论的五大前题：第一，方法、程序和技术被当作价值中立的工具；第二，知识是有范围、分领域的；第三，存在着判断某种知识的有效性与真实性的标准；第四，知识是可以跨越时间和空间的永恒真理；第五，尽管知识是由个人获得的，但它却不是独特的和个人的，而是具有普遍性的。
女性主义认识论认为，人文社会科学中出现的“理性危机”是发人深省的，它具有认识论、方法论和政治的含义。它认为，危机发生的主要原因来自精神 (及纯粹概念) 超越肉体的历史特权。理性危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研究的客观性不再令人信服；像自然科学模式一样的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实际上是不可能获得的：长期以来，以人类为对象的科学研究试图产生实证主义版本的“人类科学”，典型的例子有行为心理学和统计社会学，试图把研究对象——人性——缩小为物质对象，但并不是十分成功的；人文社会科学日益面临着理性自我认知的不可能性，这是一个两难命题——如果不能排除自我，理性中就必定含有非理性的内核；知识无法理解自身作为知识的自我发展过程；不可能在相互竞争的由不同立场产生出来的方法和范式中作出理性的选择。
然而，在女性运动内部也有人怀疑“理性危机”的说法，怀疑仅凭感觉、诗、神秘的沉默就能够取代理性。这种观点认为，发生了危机的并不是工具理性的可信性，而是它一向拥有的特权地位，是工具理性的统治程度。女性主义不应当从根本上否定理性，而应当反对理性的狭义的工具概念，以及过去人们加在理性问题上的性别归属——理性是有性别的，它是属于男性的。
最后，看一看女性主义认识论是如何为非理性和主观性正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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