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最早的记忆中，总出现一个黑黑暗暗的房子，房子里高高低低，有地板也有榻榻米。榻榻米上曾经堆过老爸的书，隔一阵子拿起来，书下面的榻榻米全烂了，成百成千的小虫子在扭来扭去。
黑暗屋子一角是个老冰箱，顶上有个发光的小盒子，一家人吃饭时，仰着头，盯着小盒子看。
看电视里，爸爸正在主持当时最红的益智节目———《分秒必争》。
《分秒必争》一个礼拜播出六天，有一阵子甚至连播七天。老爸不但赚主持费，还负责为节目写脚本、出题目。
脚本后来结集，成为当时最畅销的励志书《萤窗小语》。
这许多收入，加上老爸教国画、开画展，卖个满堂彩，使我们能从门口没水沟的违建户，一下子搬进当时在台北非常著名的十二层大楼。
十五年前，据说那时候坐计程车，只要说出我们家大楼的名字，车子就能开到。
楼下有自动玻璃门。柜台后，坐着穿制服的管理员，每个进出的访客，都得被询问、登记。
但是他们对我好亲切。有一阵子，我不喜欢被称为“刘小弟”，他们就都叫我“刘先生”。
我是丑小鸭，飞上枝头，成了凤凰。
可是，我的老爸，居然放弃了他带我飞上枝头的翅膀———《分秒必争》，进入只有十分之一收入的“中视新闻部”。
大家都说他傻，说他以后一定会后悔。
只是，他这么决定，奶奶和老妈都毫不犹豫地点头。她们都是传统的女性，“夫死从子”，“出嫁从夫”。老爸的决定，永远是对的。
直到有一天。
老爸居然又要放下中视记者的工作，只身到美国去。
奶奶和老妈的脸上，泛出了愁容。
老爸当时已经是著名的电视记者，每天晚上播七点半新闻，还被派到欧洲去制作艺术的特别节目。观众喜欢他，选他为“最受欢迎电视记者”。公司也喜欢他，总经理看到辞呈的那天，据说在开会的时候慨叹: “好不容易，培植个人才，走了!”
我们更爱他，多希望他在这个新房子里，享享天伦之乐。
老爸是接受新闻局和历史博物馆的安排，去美国长期讲学。
“想想，值不值?”奶奶对老爸说。
“这房子，你刚住进来一年多，还没摸清楚开关呢!”老妈说。
“如果你站在这个山头，羡慕另一个山头更美，第一件事，就是走下这个山头!”老爸说。
老爸走的那天，我只记得他对我发了脾气: “老子走，你居然都不送到楼下来?”
我怎么知道，他一去，就是好几年? 我怎么知道，他一去，竟改变了我的一生?
六岁的爱情与权力(1)
· 六岁，我真开始喜欢女生，我发现了一个“她”———全世界最美丽的女人。
· 我管她叫“我的伊莉莎白·泰勒”。
· 我常站在桌子上，高喊着:“我的伊莉莎白·泰勒，我为你而死!”然后，从上面跳下来。
敬礼!我是不怕痒的小孩! 当我上小学的时候，台湾还没流行绑架小孩。尽管如此，我总有一个保镖跟着———七十一岁的祖母。
她把我送进教室，帮我开窗子，有时看地上太脏，还帮忙扫扫，又说说这个，指指那个，再叮嘱一番，才离开。
所以同学都说:“刘奶奶是老班长。”
权力的滋味 真正的班长，是我的四个死党之一，如果说我喜欢上学，不如讲我喜欢去找我的死党。
老师没进教室之前，班上几乎是由我们四个死党来管，我是副班长，权力第二大。才六岁，我已经感觉了“权力的滋味”。
但权力更大的，是那些六年级的学长，挂着“纠察”的臂章，耀武扬威地冲进来，对我们吼，然后大模大样地，在黑板上写下“安静”两个字，再大摇大摆地走出去。
被他们抄了学号的同学，常吓得脸发白。
我们管他们叫“走狗”，自以为挂了一个臂章，就了不起。
六岁，我也看到了高年级“权力的滋味”。
每天早上，只要不下雨，全校的学生都要在操场做体操、唱歌、升旗，还有听校长训话。
我们最怕的是训导主任。校长在上面训，主任在下面巡。直到今天，我都记得他的眼睛，好像探照灯，扫过来，扫过去。
据说他以前是个蛙人，蛙人出拳，一秒钟就能叫人躺下，上面把牙齿打碎，中间把胳臂扭断，下面把小鸡鸡踢烂。
有时候，校长在上面讲话，主任会在队伍里吼: “站直了!像个人样!”
据说愈高年级的学生，愈怕他。看到他，好像见到神。当然，也可能是见到鬼! 六岁，我了解了大人“权力的滋味”。
拉屎的联想 主任也有仁慈的一面，就是当太阳太大，小鬼们实在撑不住的时候。
他会叫我们蹲下来。
但是才蹲一下下，他又吼:“把一只膝盖放在地上，半蹲半跪!两条腿蹲着，难看死了!像在拉屎!”
直到现在，我二十岁了，每次跟同学一起玩，蹲着，我会很快地改为“半蹲半跪”，而且觉得别的同学都像在拉屎。
我相信，他们绝不会有这种联想，因为他们没“蹲过坑”，他们都是“坐抽水马桶”长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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