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在一座大楼门前停下了，门口又是端着冲锋枪的大兵。一个不带武器的军人迎着我们，领我们进了大门，说了一声：“上楼！”我已经是豁出去了，既然得死，那就快点吧。我把上衣一团，夹在胳臂下就上了楼。我越走越快，竟超过了带头的那位，弄得他不得不赶紧抢到我前面去。到了楼上，他快步走到一个屋门口，示意叫我进去。这是间很大的屋子，当中摆着长桌、椅子，桌上是些水果、纸烟、点心。我把衣服往桌上一扔，随手拿起一个苹果，咬了一口，心里说，这是“送命宴”，快吃快走。我咬了一半苹果，后面的人才陆续到达。片刻间，屋里坐满了人，除了点名来的我们十几个之外，还来了不少穿中山服和军装的人。
在离我身边不远的地方，出现了一位穿中山装的中年人，开始讲话了。我费劲地咽着嘴里的东西，他的话竟一句也没听见。我好容易吃完那个苹果，便站起来打断了他的话：
“别说了，快走吧！”
有些穿中山装的笑了起来。那讲话的人也笑道：
“你太紧张了。不用怕。到了抚顺，好好休息一下，老老实实地学习……”
听清了这几句话，我怔在那里了。难道是不叫我死吗？这是怎么回事？这时正好带我们来的那人走了过来，手里拿着那张点名的名单，向刚才讲话的那人汇报说，除熙治因病未到外，其余需要休息的都来了。我一听，这更不是瞎猎了。为了证实这一点，我不顾一切地，上前一把将那个名单抢了过来。这个举动虽然引起了一阵哄堂的笑声，但是我却弄明白了那确实是个名单，不是什么死刑判决书之类的东西。正在这时，张景惠的儿子小张也来了。他是跟另一批伪满战犯首先回国的，他把那一批人的现状告诉了我们，又把一些人的家属情况说了。大家听说先来的一批人都活着，而且家里情况很好，子女们读书的读书，工作的工作，每个人的脸上都放了光。这时我的眼泪有如泉水，汹涌而至……
固然，我所得到的这种轻松感，历时并没有多久，只不过是从沈阳到抚顺这段路上的一个小时，但它毕竟是起了松弛神经的作用，否则我真会发起疯来的。因为从伯力上火车以后，五天来我想到的只是死。
我的前半生--二 初到抚顺
二 初到抚顺
火车到达抚顺以前，一路上可以听到各式各样关于美妙前景的估计。车上的气氛全变了，大家抽着从沈阳带来的纸烟，谈得兴高采烈。有人说他到过抚顺最豪华的俱乐部，他相信那里必定是接待我们的地方；有人说我们在抚顺不会住很久，休息几天，看几天共产党的书，就会回家；有人说，他到了抚顺首先给家里拍个平安电报，叫家里给准备一下；还有人说，可能在抚顺的温泉洗个澡就走。形形色色的幻想，不一而足。说起原来的恐惧——原来大家都跟我一样——又不禁哈哈大笑。可是，当到了抚顺，下了火车，看见了四面的武装哨兵时，谁的嘴角也不再向上翘了。
下了车，我们在武装哨兵的监视戒备下，被领上了几辆大卡车。从这时起，我的头又发起昏来。在胡里胡涂中，不知道过了多少时间，只知道后来车停下时，我已置身在一座深灰色大砖墙的里面。又是大墙！而且是上面装着铁丝网、角上矗立着岗楼。我下了车，随着人们列队走了一小段路，停在一排平房的面前。这排房子的每个窗口，都装着铁栏。我明白了，这是监狱。
我们被大兵领进了平房的入口，经过一条狭长的甬道，进了一间大屋子。我们在这里经过检查，然后由不带武器的军人分批领出去。我和另外几个人跟着一个军人在南道里走了一大段，进了一间屋子。我还没看清楚屋里的形势，身后就响起了门外拉铁闩的刺耳声。这间屋子里有一条长长的板炕，一条长桌和两条长凳。跟我一起进来的是伪满的几名将官，当时还不熟悉。我不想跟他们说话，不知道他们是同我一样的恐慌，还是由于在我面前感到拘谨，也一律一声不响，低着脑袋站在一边。这样怔了一阵，忽然那刺耳的铁闩声又响了，房门被拉开，一位看守人员走进来，让我跟他到另一间屋子去。我没想到在这间屋子里又看见了我的三个侄子、二弟溥杰和我的岳父荣源。原来还是让我们住在一起的。他们刚刚领到新被新褥和洗漱用具，而且给我也带了一套来。
最先使我受到安慰的，是荣源凭着他的阅历做出的一番分析。
“这是一所军事监狱，”他摸着窗栏说，“全是穿军装的，没有错。不像马上……出危险，不然何必发牙刷、毛巾呢。刚才检查的时候，留下了金银财物，给了存条，这也不像是对……，这是对待普遍犯人的。再说伙食也不错。”
“伙食不错，别是什么催命宴吧？”侄子小固毫无顾忌地说。
“不，那种饭有酒，可是这里并没有酒。”他很有把握地说，“我们看下顿，如果下顿仍是这么好，就不是了。没听说连吃几顿那个的。”
第二天，我开始有点相信岳父的话了，倒不是因为伙食和昨天不相上下，而是因为军医们给我们进行了身体检查。检查非常仔细，连过去生过什么病，平常吃什么、忌什么都问到了。同时还发了新的黑裤褂和白内衣，令人更惊异的是还给了纸烟。显然，这不像是对待死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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