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上自传不久，我忽然下定决心，再试一次。我觉得这件事再困难也要干，否则所方看我一点出息都没有，还怎么相信我呢？我以满头大汗的代价，洗好了一件白衬衣。等晾干了一看，白衬衣变成了花衬衣，好像八大山人的水墨画。我对着它发了一阵呆，小瑞过来，把“水墨画”从晾衣绳上拉下来，夹在怀里悄悄地说：“这不是上头干的事，还是给瑞干吧。”
他的话很顺耳，——我边散步边思索着，不错，这不是我干的，而且也干不好。可是，我不干这个，干什么才能向所方表现一下自己呢？我必须找一件可以干、而且干得出色的事情才行。
我正苦苦地思索着，忽然旁边几个人的议论引起了我的注意。
这是我五妹夫老万那屋里的几个。他们正谈论着关于各界人民捐献飞机大炮支援志愿军的事。那时按规定，不同监房的人不得交谈，但听别人的谈话并不禁止。那堆人里有个姓张的前伪满大臣，在抚顺时曾跟我同过屋，他有个儿子从小不肯随他住在伪满，反对他这个汉奸父亲，连他的钱也不要。他现在估计这个儿子一定参加了抗美援朝。他每提起儿子，总是流露出不安的心情，现在又是如此。
“如果政府还没有没收我的财产，我要全部捐献给抗美援朝。我儿子既然不要，我只好这样。”
有人笑道：“这岂不是笑话！我们的财产本来就该没收的。”
“那怎么办呢？”老张愁眉苦脸地说，“也许我那孩子就在朝鲜拚命呢！”
“你想的太多，毫无根据。”另一个说，“你以为汉奸的儿女可以参军吗？”
这句话别人听了显然不是味儿，一时都不再做声，可是老张还想他的主意：
“咱们随身带的财物，政府并没充公，是代为保存的。我把它捐出去好不好！”
“那有多一点？”又有人笑他，“除了皇上和总理大臣，谁的东西都值不了多少钱！……”
这句话把我提醒了。不错，我还有许多珠宝首饰呢，这可是任何人都无法跟我较量的。不说藏在箱子底的那些，就说露在外面的一点也是很值钱的。其中那套乾隆皇帝当太上皇时用的“宝”，就是无价之宝。这是用田黄石刻的三颗印，由三条田黄石链条连结在一起，雕工极为精美。我不想动用藏在箱底的财宝，决定把这三颗印拿出来以证明我的“觉悟”。
决定了就赶快做。我记得从前有一次，所方人员在岗台上宣布志愿军取得第五次战役胜利的消息时，不知是哪个犯人听完之后立刻向干部要求到朝鲜去参战，接着有好些人都提出这个要求，还有人立时扯本子写申请书。当然，所方没有接受。我后来不免有些嫉妒地想：这些人既表现了“觉悟”，又实际担不上什么风险，心眼真是不少。我想起那回事，决定这回不能落后于人，不要让他们抢先办了，显得我是跟着学的。正好，这天政府负责人员来巡视，我透过栏杆，看出来人正是在沈阳叫我不要紧张的那位。根据所长陪伴的形势，我断定他必是所长的上级，虽然他并没穿军装。我觉得向这样人拿出我的贡品，是效果更好的。等他巡视到我们监房跟前的时候，我向他深鞠一躬，说道：
“请示首长先生，我有件东西，想献给人民政府……”
我拿出了乾隆的日黄石印给他，他却不接过去，只点点头：
“你是溥仪吧？好，这件事你跟所方谈吧。”
他又问了几句别的话，就走开了。我想，他如果看到我的东西，知道它的价值，就不会如此冷淡了。没有办法，我只好找所方办这件事。我写了一封信，连同那套石印，交给看守员请他转送给所长。
这套田黄石印送出之后，犹如石沉大海，一连多日没有消息。我不禁起了疑心，是不是看守员偷着匿起来了呢？
我犯了老毛病，疑心什么就相信是什么。这天晚上，别人下棋的下棋，打扑克的打扑克，我却独自寻思田黄石印的去向，已经完全肯定是被贪污了。我考虑着是否直接问一下所长。这时矮墩墩的刘看守员从外面经过，站住了。
“你怎么不玩？”他问。
“我不会。”我答。这是实话。
“你学嘛，打百分一学就会。”
“我学也学不会。”这也是实话。
“哪里的话！我不信还有学不会打扑克的。等一等，”他热情地说，“我交了班来教你。”
过了一会儿，他果真带着一副扑克牌来了。他一屁股坐在栏杆外面，兴致勃勃地洗起牌来。我那套田黄石印就是交给他的。我心里对他原有的好印象全没有了。我当时的心情——现在想起来还是难受的——竟是充满了厌恶。
“我就不相信这个学不会，”刘看守员发着牌说，“再说，不会玩怎么行？你将来重新做人，重新生活，不会玩那可怎么生活！”
我心想：“你可真会说，装的真像呵！”
“溥仪并不笨，”高个子老王也凑过来，嘴里叼着个小烟袋，笑着说。这就是在抚顺给荣源找回沈阳烟的那个看守员，他的烟瘾很大，终日不离烟袋，那烟袋只有一柞长。他到痰盂那里敲掉了烟灰，又开始装新的一袋，一边装一边说：“溥仪不笨，只要学，什么都学的会。”
他点上了烟。隔壁有个人对他说：“王先生，你的烟挺香呵！”
52书库推荐浏览： 溥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