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说了这么多,怎么不提那个纸条呢?”
我一下怔住了。
“纸条!小瑞的纸条!”小秀也起来了,“那些首饰珍宝你刚才说是自动交出的,怎么不说是小瑞动员的呢?”
“对,对,”我连忙说,“我正要说这件事。这是由于小瑞的启发……”
我匆匆忙忙补充了这件事,而小固、小秀还是怒目相视,好像犹未甘心的样子。幸亏这个大会到此就结束了。
我回到监房里,赶紧提笔写了一个检讨书给所方。我想到所长知道了一定很生气的,心里不由得埋怨小瑞,于什么把这件事告诉小固和小秀呢?小固和小秀未免太无情了,咱们到底是一家人,你们不跟老万和老润学,竟连大李也比不上!过了不久,我看到了他们写的书面检举材料,才知道家里人的变化比我估计到的还要可怕。
按照规定,每份检举材料都要本人看过。赵讯问员拿了那堆检举材料,照例地说:
“你看完,同意的签字,不同意的可以提出申辩。”
我先看过了一些伪大臣写的。这都是伪满政权的公开材料,我都签了字。接着便看我的家族写的。我看了不多页,手心就冒汗了。
老万的检举材料里,有一条是这样写着的:
一九四五年八月九日,晚上我入宫见溥仪。溥正在写一纸条,此时张
景惠及武部六藏正在外间屋候见。溥向我出示纸条,内容大意是:令全满
军民与日本皇军共同作战,击溃来侵之敌人(苏军)。溥谓将依此出示张
景惠等,问我有何见解。我答云:只有此一途,别无他策。
我心想这可毁了!我原把这件事算在吉冈的账上了。
大李的检举,更令我吃惊。他不但把我离开天津的详情写了,而且把我写自传前跟他订“攻守同盟”的事情也写上了。
事情不仅仅是如此。他们对我过去的日常行为——我怎么对待日本人,又怎样对待家里的人——揭露得非常具体。如果把这类事情个别地说出一件两件,或者还不算什么,现在经他们这样一集中起来,情形就不同了。例如老万写的有这么一段:
在伪宫看电影时,有天皇出现即起立立正,遇有日兵攻占镜头即大鼓
掌。原因是放电影的是日本人。
一九四四年实行节约煤炭时,溥仪曾令缉熙楼停止升火,为的做给吉
冈看,但在自己卧室内,背着吉冈用电火取暖。
溥仪逃亡大栗子沟,把倭神与裕仁母亲像放在车上客厅内,他从那里
经过必行九十度和,并命我们也如此。小瑞的检举里有这样一段:
他用的孤儿,有的才十一二岁,有的父母被日寇杀害后收容到博济总
会,前后要来使用的有二十名。工作十七八小时,吃的高粱米咸菜,尝尽
非刑,打手板是经常的、最轻的。站木笼、跪铁链、罚劳役……平时得互
相监视。孤儿长到十八九岁仍和十一二岁一般高矮。溥仪手下人曾将一名
孤儿打死,而他却吃斋念佛,甚至不打苍蝇蚊子。
在语气上流露出仇恨的,是大李写的:
溥仪这个人既残暴又怕死,特别好疑心,而且很好用权术,十分伪善。
他对佣人不当人待,非打即骂,打骂也不是因为犯了什么错,完全是以他
个人情绪如何而定。如有点不舒服啦,累一点啦,用的人就倒楣了。拳打
脚踢是轻的。可是他见了外人的时候,那种伪善样,就像再好也没有的。
打人别具,在天津时有木板子、马鞭子,到伪满又加上许多新花样。……
他把大家都教成他的帮凶,如要是打某人,别人没有动手打,或动作
稍慢一些,他都认为是结党袒护,那未动手打的人,要被打得厉害多少倍。
侄子与随侍没有没打过人的。一个十二三岁的周博仁(孤儿)有一次被打
得两腿烂了一尺长的口子,叫黄子正大夫治了两三个月才好。这孩子治疗
时,溥仪叫我送牛奶等物,还让我对孩子说:皇上对你多好呵!你在孤儿
院能吃到这么好的东西吗?
我把最后这批检举材料看完,过去那一套为自己做辩护的道理,从根本上发生了动摇。
在从前,我把自己的行为都看做是有理由的。我屈服于日本人的压力,顺从它的意志,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我对家里人的作福作威、予取予夺、动辄打骂以至用刑,也当做我的权力。总之,对强者的屈服,对弱者的发威,这都被我看做是自然的、合理的,我相信人人处于我的境地都会那样做。现在,我明白了除了我这样的人,别人并非如此;我的道理是拿不出去的。
说到弱者,没有比被剥夺权利的囚犯更“弱”的了,然而掌握着政权的共产党人对手下的这些囚犯,并没有打,没有骂,没有不当人看。说到强者,具有第一流装备的美国军队可算是“强”的了,然而装备远逊于它的共产党军队硬是不怕它,竟敢于跟它打了三年之久,一直打得它在停战协定上签了字。
就在刚才,我还看到了新的例子。在人民群众的控诉检举材料里,我知道了原来有许多普普通通的人,在强暴压力面前并不曾按着我的信条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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